第123章 十室之邑，好学之光不灭(第2页)

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写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读为业。虽无名师，然每得一书，必父子相传，昼夜诵读。” 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证明孔子所说的 “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据他的后人回忆，“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和士成的好学，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代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他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他 “遍读唐诗宋词，学习其格律意境”；为了描写贵族生活，他 “走访故老，了解旧时礼仪习俗”。在《红楼梦》的手稿中，有许多修改的痕迹，有的诗词改了几十遍，有的情节调整了多次，可见他对创作的精益求精。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写道：“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这种将学问融入创作的精神，让《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四、市井中的智慧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名为 “汲古阁” 的书铺，掌柜的是位名叫张松年的普通商人。他虽未考取功名，却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学者戴震曾在日记中记载：“松年虽市井人，然于古籍版本之辨，远胜许多儒生。每与论学，必出新见，皆由平日留心钻研所致。” 这种在市井中孕育的学问，让 “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有了更鲜活的注脚。张松年的书铺里，不仅卖书，还常常聚集着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在这里交流学问，讨论问题。张松年虽然是商人，却从不唯利是图，遇到家境贫寒的学子，他常常免费赠书。他说：“书的价值不在于卖出多少钱，而在于被多少人读懂。”

近代的齐白石，出身贫寒，早年做过木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吾初学画，无师可拜，见人画得好，便偷偷模仿。夜间无灯，就着月光练习。” 为了学习篆刻，他曾 “剖石三千”，手指磨出厚茧也不放弃。这种在平凡生活中对技艺的执着追求，正是 “好学” 精神的生动体现。齐白石在学画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他 “观察鸡雏的形态，常常蹲在鸡窝旁一整天；描绘虾的游动，就在鱼缸边仔细观察”。他的画作之所以生动传神，正是因为他的好学不仅仅是模仿，更是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在上海的弄堂里，曾住着一位名叫顾廷龙的古籍版本学家。年轻时他在银行当职员，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研究古籍。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下班，即往书肆，见有善本，虽节衣缩食必购之。夜则展卷细读，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种在繁忙工作中对学问的热爱，让他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顾廷龙还创办了合众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他说：“我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能读到这些好书，从中学到知识和智慧。” 他的好学，不仅在于自己求知，更在于分享知识，这种精神让 “十室之邑” 的好学之光更加明亮。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一位名叫陈阿翠的洗衣妇，她虽然不识字，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她常常请人把报纸上的新闻读给她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追问。后来，她还向邻居家的孩子学习认字，“白天洗衣，晚上认字，一年下来，竟能读简单的书信了”。陈阿翠的好学，或许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她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同样是 “好学” 精神的体现。在那个年代，像陈阿翠这样的普通民众还有很多，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正是这种遍布市井的好学之心，构成了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

五、传承中的创新

当代数学家陈景润，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中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他的同事回忆：“景润的屋里，除了床和桌椅，全是书和演算纸。他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实在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 这种对科学的痴迷，与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的好学精神一脉相承。陈景润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从未退缩。他说：“科学研究就像登山，只有不断向上攀登，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资料，做了无数次的演算，甚至在病床上也不忘思考问题。他的好学，不仅在于勤奋，更在于执着和创新。

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扎根大漠数十年，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保护与研究。她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写道：“刚到敦煌时，对壁画一无所知，就从最基础的临摹学起。每天对着壁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 这种在艰苦环境中对学问的执着，让古老的敦煌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樊锦诗不仅注重对敦煌壁画的保护，还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她说：“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 她的好学，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在贵州的大山里，乡村教师支月英坚守讲台四十余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要让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自己就得先学好。” 她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把城里带来的教材翻得卷了边，这种在平凡岗位上对知识的渴求，让 “十室之邑” 的好学之光，照亮了山区孩子的求学之路。支月英不仅自己好学，还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她常常对学生说：“山里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只要你们有好学之心，就一定能走出大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成为了有用之才，他们又把好学的精神带回了家乡，形成了良性循环。

当代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他说：“获奖只是对我过去创作的肯定，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还要继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莫言常常深入生活，“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和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他还广泛阅读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学习不同的写作技巧和风格。莫言的好学，让他的创作不断突破自我，为读者带来了更多优秀的作品。

六、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保存着一份明代的 “族规”，其中写道：“吾族虽居乡野，十室之邑，必有学堂。子弟七岁必入学，违者家长受罚。” 这种将教育视为家族命脉的传统，让好学精神在民间代代相传。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它的创建者范钦 “性喜藏书，每至一地，必访求典籍”。他的这种好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范氏后人。范氏家族的子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成为了着名的学者和文人。

在江苏苏州的平江路，有一家名为 “传是楼” 的旧书店，店主是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说：“我爷爷是开书店的，我父亲也是，到我这已经三代了。我小时候，父亲就教我 “卖书先懂书，每本书都要读透了，才能给顾客讲出个子丑寅卯。” 老人的父亲曾告诉他：“书是活的，你对它用心，它就会给你回报。” 如今，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读书的习惯，“早上开门前读一个小时，晚上关店后再读一个小时，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在这家小小的旧书店里，书籍堆积如山，却井然有序，每本书上都贴着老人手写的便签，记录着书籍的内容概要和阅读心得。常有年轻人来这里看书，老人总是耐心地为他们推荐合适的读物，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这家 “传是楼”，就像一个小小的文化驿站，让好学的精神在市井中不断传递。

在安徽歙县的徽州古城，有一座名为 “竹山书院” 的古建筑，它始建于清代，是当时徽州地区着名的民间书院。书院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子们写下的读书誓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据《徽州府志》记载，竹山书院的学子们 “每日寅时即起，诵读至酉时方休，其间除三餐外，不稍懈怠”。他们来自周边的 “十室之邑”，家境大多并不富裕，却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当地乡绅的捐赠和学子们的自筹，即使在经费紧张的时候，学子们也会 “以薪换烛，以粮换书”，坚持学习。竹山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仅清代就走出了十几位进士，他们把在书院学到的知识和好学精神带到了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