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求仁得仁：夫子的抉择(第2页)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更紧了，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这个判断包含三层推理：伯夷、叔齐因“让”被称为贤人，卫君因“争”违背仁；夫子肯定前者，故必否定后者；“不为”不是弃权，而是坚守仁的底线。这种“闻一知二”的洞察力，让冉有想起子贡曾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此刻他才窥见这“墙内”的一角风光。

三、求仁得仁：孔子的伦理标尺

“求仁而得仁”的“求”是主动追寻，“得”是价值实现，二者构成完整的伦理闭环。在孔子看来，道德价值不取决于结果是否“有利”，而取决于动机是否“合仁”。伯夷、叔齐的“求”是“让国”，符合“孝悌”之仁；他们的“得”不是君位，而是“仁”的实现，故“又何怨”。这种“动机论”的伦理观，与《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主张一致——仁的实现全在自身选择，与外在评价无关。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高道德准则，像一棵大树，“孝悌”是根，“爱人”是干，“礼敬”是叶。针对卫国局势，“仁”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蒯聩以武力争位，违背“礼”；双方都脱离了“仁”的根基，故孔子“不为也”。

对比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更可见“求仁得仁”的灵活性。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后，转而辅佐齐桓公，按“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是“不仁”。但孔子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因管仲的“求”是“安民”，符合“爱人”之仁，故虽有瑕疵仍被肯定。这说明孔子的“仁”不是僵化教条，而是看核心动机是否合于“爱人利众”。

“求仁得仁”对后世的伦理选择影响深远。孟子将其发展为“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追求的“仁”是民族气节，最终“得仁”于柴市；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伊犁，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的“求”是国家利益，“得”的是民心所向。这些人都在用生命诠释：“得仁”不在于结局是否圆满，而在于是否坚守初心。

四、孔子的政治伦理：以仁为归的抉择

孔子的政治伦理以“正名”为根基，《论语?子路》记载他对冉有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卫国的问题首先是“名不正”：辄作为儿子拒父归国，违背“子道”；蒯聩作为臣子以武力争位，违背“臣道”。孔子认为，若不先纠正名分，任何治理都是徒劳。

他在卫国的言行始终坚守“仁”的底线。第一次至卫时，“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史记?孔子世家》）。南子的车驾用翠羽装饰，雍渠的宦官服饰僭越礼制，孔子望着街市上百姓的指指点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他可以忍受贫困，却不能忍受道义被践踏。
 

第二次至卫时，“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孔子提出的条件是“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他要求先明确辄与蒯聩的名分：若立辄，则需以“祖父遗命”为由，妥善安置蒯聩；若迎回蒯聩，则辄需退居臣位。这一主张看似迂腐，实则是治乱的根本——没有名分的正义，任何权力都是流沙上的楼阁。

孔子的“不为也”包含着积极的抗争。他不辅佐卫君，却通过评价伯夷、叔齐传递立场，让弟子们明白“争”的危害；他在卫国收徒讲学，将“仁礼”之道播撒民间；晚年整理《春秋》时，对“卫世子蒯聩出奔”“卫出公辄拒父”等事件“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暗含褒贬。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精神，让“不为也”不是消极逃避，而是以自身的“仁”对抗现实的“不义”。

五、历史回响：求仁得仁的多元实践

季札让国的“延陵高风”，与伯夷、叔齐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眜、季札。季札最贤，寿梦欲立他，“季札让不可，乃立长子诸樊”（《史记?吴太伯世家》）。诸樊临终前遗命“兄终弟及”，想最终传位给季札。余祭、余眜依次继位，轮到季札时，他“弃其室而耕”，逃到延陵（今江苏常州）种田，宁愿做农夫也不违心继位。孔子南巡时见季札墓，题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赞其“让国”如伯夷。季札的“求仁”是“不贪权位”，“得仁”是“全身全名”，证明“求仁得仁”并非一定要付出生命代价。

屈原的“上下而求索”，展现了求仁不得仍坚守的悲壮。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辅佐楚怀王时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上官大夫谗言，被流放汉北。《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呐喊，道出他的“求仁”是楚国的“美政”。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时，他“被发行吟泽畔”，渔夫劝他“随其流而扬其波”，他却“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虽未“得仁”于生前，却在死后成为“爱国”的象征，其精神价值超越了政治成败——这种“求仁”的过程本身，已是“得仁”的另一种形态。

苏轼的“进退自如”，体现了求仁得仁的通达。他任杭州知州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宋史?苏轼传》），导致旱季无水、雨季成涝。他率百姓“浚西湖，筑长堤，自南至北，横亘湖中”，这条“苏堤”至今滋养杭州。被贬黄州时，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困境中，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苏轼的“求仁”是“利民”与“自安”，无论顺逆都坚守本心，这种“得仁”不在外物，而在内心的安宁。

六、伦理困境的现代映射：求仁得仁的当代诠释

政治领域的“权力伦理”仍在演绎着“争”与“让”的抉择。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团队被曝“通俄门”，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选票；而奥巴马在卸任时说：“权力是借来的，必须还给人民。”前者的“争”违背“服务公众”的初心，后者的“让”符合“仁”的本质。孔子的“不为也”提醒从政者：权力的价值在于“求仁”（公共利益），而非满足私欲，否则再高的职位都是道德的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