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建中元年

 过了年，也就是1100年，赵宋王朝正式改年号“建中”。

 老实说，赵俣不喜欢这个年号，“建中”，听谐音，有点“贱种”的意思。

 好在，这注定了只是一年多的过渡年号，赵俣只要忍到向太后过世，就可以把它给换掉，然后彻底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统治时期。

 蔡卞很效率。

 年前，包括司马光在内的那十三个人，就被蔡卞定了罪，铁证如山。

 从这十三个人家，仅金银就查抄了近千万贯，田产查抄到了多达一百多万亩，有些人家，甚至就连家仆都是人人锦衣金带，其中一人家里更是抄出来了三十几个没奈何（也就是五十斤一个的银球，甚至还有五十斤一个的金球）。

 拿到这个结果之后，赵俣将清单扔到了一直在为司马光等人辩解的大臣面前，质问：“这便是尔等所言的君子，一心为我大宋？”

 面对这样的结果，一时之间，谁敢再为司马光等人辩解？

 其实，说老实话，司马光真有点冤枉。

 他家抄出来的钱财田产并不算特别多。

 但架不住他的亲族仗着他的权势，横征暴敛，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关键，蔡卞将司马光和另外赵俣精挑细选出来的十二个大贪官一块查，他们的财富总和加到一起，可不触目惊心吗？

 蔡卞当即请求，加大治理贪腐的力度。

 很显然，新党这是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清算旧党。

 在赵俣看来，赵宋王朝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冗军的问题，而是冗官的问题。

 为防止武将专权，从赵匡胤时期起，赵宋王朝就推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的地位被拔得极高，导致官僚队伍恶性膨胀。

 像赵匡胤时期，赵宋王朝全国上下一共就只有两三千个官员。当时，官僚体系精简，中央设三省六部，地方以州县二级制为主，也能治理天下。

 到了赵光义时期，官员的数量就翻了一倍。而且，科举每科录取人数从赵匡胤时的十到三十人增至二百到三百人，整整翻了十倍，开后世“恩科”先河。

 到了宋真宗时期，这每科录取人数就涨到了约五百人。

 到了现在，每科录取人数已经达到了一千人。

 其实，科举的问题还不算大。

 真正的问题是，中高级官员可荫子孙、亲属，如宰相可荫十人，导致“一人入仕，子孙亲族俱可得官”。

 为了安置冗余官员，从宋真宗时起又设“提举宫观”等虚职，当时此类闲官就已经占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这些积累下来，到了宋真宗时期，赵宋王朝的官员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多人。

 到了宋仁宗时期，又翻了近一倍，赵宋王朝的官员高达两万一千多人。

 宋神宗时期，进一步达到了两万四千多人。

 而到了现在，由于党争等因素，官员已经快四万了。

 ——新旧党争中，每一方上台都大规模清洗异己、安插亲信。例如：新党执政时，旧党官员被贬或闲置，但保留俸禄。

 现如今，赵宋王朝官员的俸禄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赵宋王朝收上来多少税收，能扛得住这个财政黑洞的消耗？

 为弥补财政缺口，之前朝廷只能加重赋税（如“方田均税法”被扭曲为敛财工具），激化社会矛盾。

 更让人无语的是，官员的数量翻了几十倍，工作效率反而变得更低下了。

 现在是，官员实际职务（差遣）与本官品级脱节，形成“有官无权”或“有权无官”的怪象。

 这导致官员互相推诿、因循守旧，没有多少人干正事。

 苏轼给赵俣上的奏章中就严厉批评这种现象，称之：“今之官吏，不敢行一事……”

 还有就是，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机会被挤压，大量有才之士因党争或荫补制度无法晋升，寒门士子入仕受阻，“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科举理想破灭，而荫补官员占据高位，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虚假繁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已经不是短时间就能彻底解决掉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