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奠基之作

关于“校勘四法”的出版,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以往周硕的作品,除了自己修改了大半内容的《明朝那些事儿》之外,其他专着,几乎都是照搬,最多简单的进行一些精修。

 这样的工作,难度并不大。

 而这本《校勘学释例》,则大为不同。

 因为平行世界没有清朝,自然也有没有沈刻本《元典章》,周硕也不能照搬陈垣先生的专着。

 他只能根据自己创作《古文尚书疏证》的经验,结合具体事例,自己重新编写这一部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这次,周硕完全无法倚赖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案例体系。

 周硕首先面临的是《古文尚书》版本系统的复杂性问题。

 他需要梳理自汉至明各个时期的《古文尚书》传本,仔细比对其中的异文。

 在缺乏沈刻本《元典章》这样一个典型校勘案例的情况下,他决定以《古文尚书》中历来争议最大的《大禹谟》篇作为突破口。

 夜深人静时,周硕独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着不同时期的《尚书》版本。

 他注意到《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在明刻本与宋刻本中存在细微差异。

 宋本作“惟危”,而明本则多作“惟危惟微”。

 这个发现让他陷入了沉思:这究竟是传抄之误,还是有意修改?

 运用对校法,他系统地比对了国子监本、建阳本、南监本等六个明刻本的异同;

 通过本校法,他仔细考察《古文尚书》各篇用语习惯;

 借助他校法,他查阅了《荀子》、《淮南子》等书中引用《尚书》的文字;

 最后运用理校法,他结合先秦思想发展脉络,推断这句话应当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明本中的“惟危惟微”实为后人误增。

 这个过程异常艰难。

 有段时间,他为了验证一个推断,连续三日待在古籍库中,比对各种版本的《尚书》注疏。

 某日深夜,当他终于理清《经典释文》中关于该句的音义记载时,忍不住击节赞叹:“原来如此!陆德明早已指出这个问题!”

 在撰写《校勘学释例》时,他特意以《古文尚书》为例,详细阐述了四法的运用。

 每个方法的说明都配以具体案例。

 如用对校法解决《禹贡》篇“嵎夷旸谷”的异文问题,通过本校法考证《伊训》篇中的体例矛盾,借助他校法利用《孟子》引文解决《泰誓》篇的文字讹误,运用理校法推断《说命》篇中的脱文现象。

 这些案例的构建需要极大的工作量。

 有时为了一个恰当的例证,他需要查阅数十种文献,比对不同版本的异同,考量各个时代的学术观点。

 在论述理校法时,他特意选取《古文尚书》中“血流漂杵”一句,结合商周时期战争规模和兵器特点,论证该表述可能经过后人润饰,展现理校法在缺乏版本依据时的独特价值。

 除此之外,周硕还整理了与各地学者往来信件中探讨的实际案例,将这些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实践反馈融入书中,进一步丰富了《校勘学释例》的例证体系。

 在来自长安师大郑教授的信中,详细记录了运用四法解决《春秋繁露》中“天人感应”章节的文本疑案。

 郑教授不仅分享了成功经验,还坦诚地叙述了推理过程中一度走入的误区,这一正一反的实践记录,为周硕提供了极佳的教学案例。

 周硕将这一案例收入本书,并在按语中特别致谢:“郑君实践,非惟证四法之效,更示学者以审慎之道。”

 江南图书馆赵研究员的来信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例证。

 他在修复明代《文选》残卷时,运用四法成功辨读了多处因虫蛀而漫漶的文字,特别是通过对校法参照国图藏本,解决了“诗”字残缺的难题。

 随信附上的高清书影和逐字推演过程,成为书中展示对校法实际应用的生动素材。

 最令周硕惊喜的是一位地方志办公室的老学者来信。

 这位老先生利用四法解决了当地一部明代县志中的多处讹误,其中通过理校法推断出一处关于田亩记载的数字错误,甚至得到了新出土碑刻的证实。

 “先生之法,非惟可用于经籍,于方志整理亦大有可为。”老学者在信中这样写道,为校勘四法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实践案例,不仅丰富了《校勘学释例》的内容,更让周硕深切感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力量。

 他在书中特意增设“百家例话”一章,精选各地学者来信中的典型案例,并一一加以评析。

 “校勘之学,非一人之业;真理之明,赖众贤之力。”

 周硕在章节导语中这样写道,表达了对这些学术同行的由衷感谢。

 在广泛吸纳各方实践经验并精心整合这些珍贵案例后,周硕对书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与润色。

 他悉心地将来自郑教授、赵研究员等学者的真实案例融入相应章节,使《校勘学释例》的理论体系更加丰满,实践指导性愈发突出。

 即便周硕有着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也足足经历了两个月的艰苦创作,《校勘学释例》才最终定稿。

 全书共分六卷,以《古文尚书》校勘为核心范例,系统阐述校勘四法的理论体系与应用技巧。

 书中不仅收录了四十多个来自《古文尚书》不同版本的典型案例,每个案例配有详细的推理过程和文献依据;还新增“百家例话”一章,专门呈现各地学者运用四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彩案例。

 真正体现了“校勘之学,非一人之业”的学术理念。

 当然,这本现代校勘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带来的影响,也没有辜负他这一番苦心。

 当完整书稿送至出版社时,编辑们惊叹不已。

 老社长抚摸着厚厚的手稿,仔细翻阅其中融合了多方智慧的案例章节,感慨道:“以一书之校勘,明万书之理例,周君此书,实开校学之新境也。”

 《校勘学释例》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深远反响。

 京大文学院为此专门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银发女教授在会场手持新书,难掩激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