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众生皆苦(第2页)
他低头看着杯中澄澈的茶汤,那微微晃动的琥珀色光影里,仿佛映照出自己这一路来的所有小心翼翼。
其实他已经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准备,短短两年,周硕就在《侠客传奇》连载完了一本五百多万字的超长篇仙侠巨着。
同期之内,周硕甚至还写完了一部两百多万字的《龙族》。
古往今来的作家,极少有像他这么高质且高产的。
他们确实不应该奢求太多。
更没有理由催稿。
所以他这次来,社里交代的任务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想来看看这位老朋友。
周硕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赵明生就是他的责编了。
那时候周硕在他眼里,还是个充满才华的年轻人,所以他一口一个“小周“周同学”的叫着。
后来,他发现周硕的所思所想他完全看不懂,自己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人之后,就变成了“您”“周老师”。
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心甘情愿的喊出“周老师”,显然不是简单的资历、成就,或者是衣食父母四个字可以解释的。
是《滕王阁序》的才华横溢的震撼。
是《少年龙国说》旭日初升般的唤醒。
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坐标的树立。
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绝色如尘土”的惊才绝艳的沉醉。
是天残地缺、生死相依的命运交响的共鸣。
是小王子纯净星空的守望。
这些震撼如星火般在他编辑生涯中次第绽放,最终汇聚成一片必须仰望的文学星河。
他亲眼见证了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而自己何其有幸,曾为它浇灌过最初的一瓢清水。
“周老师,我……”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硕却抬手止住了他的话头,嘴角噙着一抹笑意:“老赵,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些。”
他执起茶壶,为两人重新斟上热茶。
水汽氤氲,模糊了彼此的神情。
“对了,以后有读者来信寄到出版社,麻烦你们直接寄到明诚工作室。”周硕突然说,“我的助理会代我处理。”
之前的读者来信,基本上都是出版社那边帮他处理,只有重要的,有意义的来信,才会交到他手上。
今天看了这一份真挚的读者来信之后,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必要多看看读者们的来信有空闲的时候,偶尔也可以写写回信。
“好。”赵明生想起那些堆积如山的来信,他不禁为这位周硕的新助理默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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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生怀揣着这份远超预期的惊喜,回到了《侠客传奇》出版社。
很快,一场围绕《天龙八部》的宣发预热,就以一种铺天盖地的声势,在龙国版权内铺开了。
那么,《天龙八部》到底具体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曰: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
它讲述的,并非单纯的武林争霸或侠客传奇,而是一幅以宋末乱世为幕布的、波澜壮阔的“众生浮世绘”。
故事以大理国镇南王世子段誉的际遇开篇,引出了北宋、辽国、西夏、大理、吐蕃等多国并立的宏大格局。
其间穿插着丐帮帮主乔峰身世揭秘所带来的命运巨变,以及少林寺小和尚虚竹的奇遇与蜕变。
三位主角,三条脉络,最终交织成一幅关于“求不得”的命运图谱:
段誉求而不得的痴情。
乔峰挣扎于身世与道义之间的悲怆。
虚竹只想青灯古佛却偏入红尘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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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书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从慕容复的复国执念,到天山童姥的痴怨纠缠;从段正淳的风流债,到“四大恶人”的善恶难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充满贪、嗔、痴的“人间悲喜剧”。
这不仅仅是武侠,更是一部借武侠之瓶,装盛命运之酒的史诗。
它要写的,是人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是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光辉与阴暗,是芸芸众生在“天龙八部”这面镜子前,照见的各自悲欢。
总结成八个字,就是“有情皆苦,无孽不冤”。
这八个字,道尽了书中所有人物逃不脱的宿命与挣扎。
段誉对王语嫣一见倾心,苦苦追随,却不知自己痴迷的不过是一尊琅嬛玉像的幻影;
乔峰与阿朱相约塞外牧马,却在青石桥上亲手误杀一生挚爱,余生尽付雁门关外的风雪;
虚竹只求做个吃斋念佛的小沙弥,却偏偏被命运推着,破了所有清规,承了逍遥道统,背负起灵鹫宫万千女子的生死。
就连那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满腔恨意背后,何尝不是一场政变中失去一切的情殇?
……
——这是有情皆苦。
慕容复一生汲汲于复国大梦,最终众叛亲离,疯癫在孩童的“陛下万岁”声中;
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为无崖子斗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师兄心系的竟是师妹李沧海;
玄慈方丈德高望重,却因当年雁门关外一桩杀孽,最终身败名裂,在天下英雄面前自绝经脉。
……
——这是无孽不冤。
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当中,单以艺术性和文学价值而论,《鹿鼎记》当然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巅峰之作。
这部作品早已突破了武侠小说的框架,成为映照中国社会肌理与人性幽微的文学明镜。
它的艺术价值之处,可从三个维度窥见:
首先在叙事艺术上,金庸借韦小宝这个“反侠”形象,完成了一场对传统武侠世界的优雅解构。
江湖不再是诗意的远方,而成为现实社会的倒影;英雄褪去光环,显露出凡人的软弱与矛盾。
这种对类型文学的自我颠覆,展现了一位成熟作家非凡的艺术自觉与勇气。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韦小宝这一形象堪称中国文学长廊中的异数。
他狡黠中藏着真诚,市侩里留着底线,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超越了时空,成为人性共相的生动写照。
通过这个不通武功却处处“取胜”的小人物,金庸完成了对中国世情社会最犀利的剖析。
最深层的突破在于思想境界。
《鹿鼎记》以戏谑为表,以深刻为里,通过江湖与庙堂的双重讽喻,揭示了权力运作的真相、文化基因的桎梏,以及理想在现实重压下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