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益州道行台的设置，是唐初战略布局下的重要举措

武德三年（620年），暮春三月的暖风轻拂着长安城。唐高祖李渊刚刚完成华山祭祀大典，怀着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与祈愿，缓缓踏上归程，回到了这宏伟壮丽的长安城。

 此次华山祭祀，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场庄重的宗教仪式，更是李渊向天下昭示其统治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举措。祭祀归来，李渊的心中便谋划着一桩关乎国家治理与战略布局的大事，即设置益州道行台，将益州、利州、会州、鄜州、泾州、遂州六个总管府划归其管辖。

 在正式批准设置益州道行台之前，朝廷内部进行了细致而周全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一重任主要由尚书省负责。尚书省作为唐朝中央政府的核心行政机构之一，掌管着全国的政务与官员任免等重要事务。在设置益州道行台一事上，尚书省的官员们精心筹备，从人员调配到地域规划，从资源整合到制度设计，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反复的商讨与论证。

 益州道行台，乃是唐朝初期设立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机构，其级别颇高，仅次于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道行台”这一名称，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军事意义。“道”，在唐朝初期是一种监察区或行政区划的概念，代表着一定的地域范围；“行台”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尚书省，是一种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相对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

 益州道行台的设立，旨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维护地方的稳定与安全。被划归益州道行台管辖的六个总管府，各自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益州，即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一带。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唐朝时期，益州更是西南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重镇，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