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唐高祖的用人之道诠释了唐初政治机器的运行逻辑(第2页)
李世民被任命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之前，已任雍州牧、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要职，此次加封他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权力范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跟随李渊南征北战，参与了众多重要战役。
在唐朝建立初期，李世民率领军队先后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平定薛仁杲的战役中，李世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亲自率领军队深入敌境，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他巧妙地运用战术，多次击败薛仁杲的军队，最终成功地将薛仁杲生擒，为唐朝消除了一个重要的威胁。
在平定刘武周的战役中，李世民更是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军事智慧。当时，刘武周的军队势力强大，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武周的军队进行了长期的战斗，在战斗中，他遭遇了多次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不断地调整战略战术，鼓舞士气，最终成功地击败了刘武周的军队，收复了失地。
除了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李世民在政治上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善于用人，能够广纳贤才，为唐朝的发展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还注重发展经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唐朝经济的繁荣。此外，李世民还重视文化建设，提倡文化教育，为唐朝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李世民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李渊对他十分信任和器重。此次加封他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不仅是对他过去功劳的肯定，更是对他未来能够继续为唐朝做出更大贡献的期望。
李世民受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时，益州道的实际管辖范围需结合唐初军事部署与地理沿革综合考察。这一行政区的核心区域以古蜀地为基础，西起龙门山脉（今四川彭州至都江堰一线），东抵长江三峡西口（今重庆奉节白帝城），北达米仓道南麓（今四川巴中至广元区域），南至大渡河以北（今四川雅安汉源县），其地理轮廓大致覆盖今四川省中东部及重庆市西部。
具体而言，益州道行台直接统辖的州级建制包括：益州（治今成都）领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双流等十六县，对应今成都市主城区及温江、郫都、新都、双流等区县；绵州（治今绵阳）辖巴西、昌隆、魏城等县，相当于今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及三台县北部；利州（治今广元）领绵谷、葭萌等县，涵盖今广元市利州区、昭化区及剑阁县东北；遂州（治今遂宁）辖方义、长江等县，即今遂宁市船山区、蓬溪县及重庆市潼南区部分区域；陵州（治今仁寿）领仁寿、贵平、始建等县，对应今眉山市仁寿县及成都市简阳市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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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控制区内，益州道行台的影响力还延伸至巂州（今凉山州西昌市）、戎州（今宜宾市）、泸州（今泸州市）等边地州郡，其中戎州都督府所辖的协州（今云南彝良）、靖州（今云南大关）等羁縻州，构成对西南夷的防御体系。
从现代地理坐标观察，这一区域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巴中、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宜宾、乐山、眉山、雅安15市全域，以及重庆市潼南、铜梁、合川等区，云南省昭通市东北部。
其地理特征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外辐射至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及川西南山地，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四大水系纵横其间，既是大唐帝国西南粮仓（时称"扬一益二"），又是控扼吐蕃、南诏的战略屏障。
同样，武德年间的益州道行台并非固定行政区，而是为应对洛阳战役所做的临时军事部署，即通过剑门关（今四川剑阁）、白水关（今青川县沙州镇）构建入蜀通道，依托阆中（今南充阆中市）、梓潼（今绵阳梓潼县）等节点城市设立军械转运站，利用嘉陵江水道（今广元至重庆段）将蜀锦、井盐、粮米等战略物资输送至关中前线。贞观元年（627）益州道行台撤销后，其辖区成为剑南道的主体部分，但李世民在武德三年获得的这项任命，实为后来唐军经略西南、开拓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制度铺垫。
益州地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李世民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后，将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一地区的局势，加强对益州的管理和开发，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此次对杨士林和李世民的任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李渊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李渊对权力平衡的精妙掌控。通过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尚书令，李渊向其他归附的将领和地方势力表明，只要他们效忠唐朝，为国家做出贡献，就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嘉奖。这有助于稳定人心，增强唐朝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杨士林的晋升遵循着唐高祖李渊"以降制降"的用人策略，通过赋予地方实权换取旧势力效忠，这种模式在武德年间共造就了47个行台尚书令。
而对李世民的加封，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唐朝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让他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唐朝的发展出谋划策。从另一角度来看，对于秦王李世民的权力扩张，则暗含"以战养战"的深层考量，每征服一个地区，即授予相应行台职务，既避免军功集团过度集中京师，又形成战区自给自足的良性循环。这种制度创新使唐军能在武德四年（621年）同时进行洛阳、江陵两大战役，创造古代战争史上的后勤奇迹。
从官僚体系演变的角度观察，行台尚书令的设置实为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其品级虽低于中央尚书令（正二品），但集军、民、财权于一身，颇似现代的战区司令兼行政长官。这种临时性授权在武德后期随着全国统一逐步收回，但为贞观年间"道"的设立提供了制度原型。杨士林后来因卷入武德四年的王世充残余势力叛乱被诛，恰恰证明这种过渡性官职的双刃剑效应，既能快速整合资源，又易形成割据隐患。
从军事层面来看，这些任命有助于加强唐朝对地方的军事控制。杨士林和李世民都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任命他们担任行台尚书令，李渊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指挥军队，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安全。同时，这也有助于唐朝在军事上进行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威胁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