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抗战培训(第3页)

 他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残忍、行动之诡谲，令人胆寒。

 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具企图心和野心的人，自幼就希望能出人头地，不再受人歧视和欺负。

 戴处长被常校长简拔于落魄之中，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立志忠诚与常校长，并通过去年的西安事变，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这也是常校长赋予其重权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对于红党的长期敌视，其反共策略自1930年代初期延续至此，如1931年针对红党领袖的“蓝-AAC行动计划”仍未被放弃。

 借军委会访问团赴延安之机，安插叛徒杨蔚随行搜集情报，但同样无功而返。

 后续通过流亡东北军、向往抗倭的学生等等身份，潜入红党，或者借助红党叛徒等等手段，对红党各级机关、军队进行渗透。

 第三个是抗战准备，随着抗战准备与战略转向，随着华北局势紧张，一方面，随着戴处长转向对倭工作。

 命令外勤单位在华北、沿海地区建立潜伏组织，并精简机构推行战时体制，颁布严禁特务结婚等纪律。

 另一方面，在倭国、远东和亚洲等地，开始建立对倭情报网络。

 为确保家人安全，戴处长将母亲蓝月喜和妻子毛秀丛送回浙江老家，并安排弟弟辞官返乡照料。

 最后，重视特工人才培养，开山重用沈醉等年轻骨干，尽管虹口潜伏组后来因仓促组建被倭寇破坏，但这一时期的布局为抗战中后期的对倭国行动（如刺杀汉奸、破译珍珠港情报）埋下伏笔。

 这一时期的戴处长，处于战略转型关键期，反共行动受挫，促使其逐步将重心转向抗日，而机构改组与人事安排，为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调整，既延续了其“常校长佩剑”的忠诚底色，也展现了应对时局的务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