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集：《科技外交的新使命》(第2页)

 当时负责回应的林夏博士，当场调出了德里街头的交通数据模型。全息投影里，突突车、牛群和行人在同一条车道上交织，她操纵光标划出碰撞模拟轨迹："在孟买的十字路口，每公里行人密度是纽约的23倍。算法不是歧视，是因地制宜。"

 那场会议让他们明白，科技伦理从来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当巴西代表团为"雨林基因库主权"拍案而起时，当挪威代表坚持"北极冰层样本必须留在斯瓦尔巴群岛"时，每个条款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文化传统和发展诉求。

 团队开始在行李箱里塞满人类学着作。去多哈参加生物科技峰会前，张野特意研究了伊斯兰教法对基因编辑的态度，在谈判中提出"胚胎编辑不得超过40天"的折中方案——这个数字恰好契合《古兰经》中"灵魂注入"的时间节点。当卡塔尔代表用长袍下摆擦去额角的汗时，他知道这步棋走对了。

 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日内瓦。去年冬天，一家跨国药企试图将新冠疫苗的专利诉讼塞进《全球公共卫生科技协议》，想借伦理审查之名排除竞争对手。陈砚在紧急会议上展示了他们团队开发的"伦理影响评估模型"：红色预警区域密密麻麻覆盖着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疫苗覆盖率因为专利壁垒始终低于15%。

 "如果连救命的技术都要分三六九等，"她的声音在圆形会议厅里回荡，"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伦理准则，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遮羞布。"那天晚上，俄罗斯代表主动敲开他们的房门，递来一瓶伏特加："你们的模型，能不能加上西伯利亚冻土带的生态权重？"

 现在陈砚的电脑里存着27个版本的伦理框架，每个版本都带着不同的文化印记。阿拉伯版本强调"人类不得扮演造物主"，北欧版本侧重"代际公平"，东南亚版本则突出"社群共识"。但在这些差异之下，她发现了惊人的共性——当斐济代表提出"海洋基因资源属于全人类"时，当哥斯达黎加坚持"雨林生物多样性优先于商业开发"时，各国其实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如何让科技发展不偏离人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