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蜀汉盐铁案(第2页)

 三、暗战博弈：经济改革的政治代价

 盐铁官营触动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引发政治地震。《三国志·董和传》记载，司盐校尉王连因推行新政，“屡遭谤议，府衙夜有投石纵火者”。为制衡豪强，诸葛亮采取“以夷制夷”策略：重用出身南中的吕凯、孟获，将部分盐铁利润用于“赐夷人耕牛、盐铁”，换取少数民族支持。

 更微妙的是对士族的分化。诸葛亮一方面打压“私煮盐铁”的豪族，另一方面吸纳其子弟入仕。《蜀志》载，巴西大族谯（qiao）周之子被任命为“司盐丞”，表面是重用，实则将其作为人质。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让《盐铁令》得以推行。

 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寰宇记》记载，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北伐前夕，因盐铁运输延误，前线出现“兵器钝锈，士卒缺盐”的危机。诸葛亮亲自撰写《诫励令》：“盐铁者，国之重器，若有疏失，虽远必诛！”并增设“督运官”，确保物资调配。

 四、成效与争议：经济改革的历史回响

 盐铁官营的成效立竿见影。《三国志》注引《蜀记》称：“数年之间，府库充实，乃能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据估算，官营盐铁每年为蜀汉提供军费七成以上，支撑起十万大军的北伐消耗。

 但负面影响同样显着。《华阳国志》记载，官营铁器“形制粗劣，价高难售”，百姓私下抱怨“官铁不如民铁利”；盐价虽统一，却因运输成本高，导致偏远地区“淡食者众”。东晋史学家常璩（qu）评价：“亮之治蜀，急功近利，盐铁之政，虽强其国，亦疲其民。”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官营制度催生了一批“盐铁新贵”，如王连之子王山“累官至尚书仆射”，形成依附于政权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一群体后来成为蜀汉后期“主降派”的重要力量，间接加速了政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