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北地枪王张绣(第2页)

 三、复降之谜：乱世中的反复抉择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曹操对峙官渡前夕，张绣面临再次抉择。袁绍遣人招降，贾诩却当众驳斥：“袁本初（袁绍）连兄弟（指袁术）不能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袁绍连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会容纳天下贤才？）

 转而劝张绣降曹，理由有三：“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曹操奉天子号令天下，此为应降的第一理由；袁绍势大，我们以少量兵力归附，他必定不重视；曹操势弱，得到我们必定欣喜，此为第二理由；有称霸天下之志的人，定会放下私怨，向四海彰显德行，此为第三理由。）

 张绣最终听从建议，再次归降曹操。曹操果然“执绣手，拜扬武将军”，仿佛宛城之仇从未发生。

 四、野史余波：“贾诩献计”的民间演绎

 民间对张绣的评价，多与贾诩绑定。元代《三国志平话》演绎宛城之战时，加入“贾诩夜观星象，见将星犯主，故劝张绣反”的神化情节。而在明清说书人笔下，张绣被塑造成“有勇无谋，全赖贾诩”的形象，甚至衍生出“贾诩三步棋”的说法：

 1. 劝降曹操，保存实力；

 2. 反戈一击，立威扬名；

 3. 再降曹操，谋定后局。

 更荒诞的野史见于《搜神记》：曹昂死后，其魂魄“常现宛城故地，持剑索命”。民间借此传说，暗讽曹操“好色误国”，也暗示张绣降叛背后的道德困境。

 五、历史启示：乱世生存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