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四库全书纂修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一道谕旨从紫禁城传遍全国：“古今图书，皆朕海内赤子所当共有的。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购访遗书，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这道看似寻常的求书令，实则揭开了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此时的乾隆帝，已不满足于军事上的开疆拓土，更渴望在文化领域树立超越前代的丰碑。

 自秦汉以来，“盛世修典”便是历代王朝的传统。汉武帝广集图书，编定《七略》；唐太宗设弘文馆，校理经史；宋太宗命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皆为一时盛事。乾隆帝对此早有向往，继位之初便曾谕令整理内府藏书，但其真正动意纂修巨型丛书，源于两件事：一是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的奏折，建议“校勘《永乐大典》，辑录散佚古书”；二是对民间藏书的担忧，认为“有些书籍或议论乖谬，或纪载失实，若任其流传，恐惑乱人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

 朱筠在奏折中指出：“《永乐大典》虽存，然散佚颇多，其中收录的宋、元诸儒着作，今多已失传，若能辑录，可存古籍之精华。”（《清史稿·朱筠传》）这一建议正中乾隆帝下怀——既可调集全国图书彰显文治，又可借机审查典籍、规范思想。于是，他当即命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等人议奏，最终决定“设四库全书馆，辑《永乐大典》之佚，收天下之书，编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在翰林院成立，地点位于今北京故宫文华殿东侧的内阁大库附近。这座临时搭建的机构，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形成一套严密的编纂体系，其规模之庞大、分工之精细，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

 四库全书馆的管理层堪称“全明星阵容”：正总裁由皇六子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16人担任，负责统筹全局；副总裁由侍郎纪昀、陆锡熊等10人担任，分管具体事务；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纂修官、分校官等职，各有专司。其中，纪昀（晓岚）以总纂官身份实际主持编纂工作，“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编纂流程分为六步：第一步“征集”，由各省督抚负责搜集民间藏书，内府藏书则由总管内务府提供；第二步“校勘”，将征集到的书籍与《永乐大典》等善本比对，订正讹误；第三步“分类”，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再分小类；第四步“提要”，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及评价；第五步“誊抄”，由书法工整的誊录官抄写，每人每日限定字数；第六步“校对”，由总校官、分校官层层审核，确保无误。

 据《四库全书纂修考》记载，参与编纂的学者达360余人，誊录官1500余人，校对官近400人，总参与人数超过3600人。仅誊录一项，便规定“每日每人写1000字，写错一字罚俸一月”，严苛的制度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四库全书》的编纂，首先面临的是图书来源问题。乾隆帝采取“官府征集+民间献书”双轨制，规定“各省督抚须将所辖地区的古今图书，无论刻本、抄本，悉数购访，汇送京师”，同时承诺“献书多者，朕必加恩奖赏；书中有忌讳者，亦不加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