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纪昀才思伴君王(第2页)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纪昀成为实际主持者。面对“古今图书，浩如烟海”的局面，他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编纂流程：先分类校勘，再撰写提要，最后统一润色，“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支派之原委，莫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他的工作之繁重超乎想象。据馆中档案记载，纪昀每日“卯时入馆，酉时方归”，平均审阅书籍二十余种，撰写提要数千字，往往“夜漏三下，犹篝灯改订”。对于有争议的典籍，他必“博考众说，折中至当”，如对《孟子》一书，既肯定其“仁义之道，为万世准则”，又指出“宋儒附会之说，非孟子本意”，体现出严谨的考据精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是纪昀最杰出的贡献。这部二百卷的巨着，为三千四百余种书籍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次考书之内容，再论其得失，终定其存废”，不仅是目录学的巅峰之作，更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在《总目提要·凡例》中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徒为甲乙之次，实欲明圣学之旨。”这种将学术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编纂理念，深得乾隆帝赞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纪昀因功升侍读学士，赏戴花翎。乾隆帝在乾清宫设宴嘉奖，亲赐纪昀“敏而好学”匾额，称赞其“综览古今，博辨洽闻，实为一代儒宗”（《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纪昀能在乾隆朝长期得宠，不仅因其学识，更因其独特的“诙谐侍君”之道。乾隆帝虽崇尚文治，却性情严苛，大臣稍有不慎便可能获罪，而纪昀总能以幽默化解危机，既不失君臣之礼，又尽显才思敏捷。

 据《啸亭杂录》记载，一次乾隆帝在热河行宫看书，见“朕”字被误写为“予”，勃然大怒，质问纪昀：“此书乃你校勘，为何错字未改？”纪昀从容答道：“圣上明鉴，此字非错。书中所言乃‘匹夫之志’，故用‘予’字；若论天子之志，则必用‘朕’字。臣见圣上近日以匹夫之心忧天下，故未敢擅改。”一番话既解了错字之过，又颂扬了皇帝勤政，乾隆帝转怒为喜，笑道：“朕知你善辩，今日又被你绕过去了。”

 他的诙谐并非油滑，而是暗含讽喻。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多次南巡耗资巨万，纪昀借编书之机，在《南巡盛典》提要中写道：“巡狩之举，本为察民情、观吏治，若过于奢靡，则失本意。”乾隆帝看后虽未明言，却在后续南巡中有所收敛。这种“以文进谏”的方式，比直言抗争更易被接受。

 一次乾隆帝命他为和珅新落成的府第题字，和珅想借机炫耀，纪昀却题“竹苞”二字。和珅以为是“竹林繁茂”之意，欣然悬挂。后乾隆帝见之，笑道：“此乃纪昀骂你‘个个草包’也！”和珅虽恼，却因纪昀题字巧妙而无法发作（《清稗类钞·诙谐类》）。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