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乾隆帝六巡江南(第3页)

 六次南巡的总耗资，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高达白银两千余万两，若加上地方官员的私征滥派，实际花费远超此数。这笔巨额开支，直接导致乾隆后期财政危机，“乾隆盛世”已经不复存在。军机大臣阿桂曾劝谏：“南巡劳民伤财，恐非盛世所宜，愿皇上以民生为念，暂停巡幸。”乾隆帝虽未斥责，却在谕旨中辩解：“朕南巡为安民生，非为一己之乐，阿桂所奏过矣。”（《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

 乾隆南巡还造成了官场风气的败坏。为迎合帝王，地方官竞相奢靡，“以办差为能事，以献媚为捷径”，政务逐渐废弛。两江总督高晋在奏折中承认：“近年官员皆以南巡为头等大事，河工、吏治皆置于其次，此风若长，恐误国家。”这种“重面子轻里子”的风气，成为乾隆后期腐败丛生的重要原因。

 嘉庆元年（1796年），退位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回顾南巡往事，在《御制南巡记》中自我评价：“朕六巡江南，凡水利、民生、吏治、文教，皆有兴革，虽耗费不赀，然功大于过。”这一评价虽有部分实情，但也有报喜不报忧之嫌。

 从积极方面看，南巡确实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通过治水、整吏治，江南“岁稔年丰，户口日增”，至乾隆末年，江南人口已占全国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与“财富之源”；通过拉拢士商、弘扬儒学，清廷成功消解了江南的反清情绪，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认为：“乾隆南巡，虽奢糜，然于巩固江南统治，功不可没。”

 从消极方面看，南巡的巨额消耗加速了清王朝的由盛转衰。正如《清史稿》所评：“圣祖（康熙）南巡，俭而有节，意在安民；高宗（乾隆）南巡，奢而无度，意在夸功。”过度的铺张不仅掏空了国库，更助长了腐败与奢靡之风，为嘉庆、道光年间的内忧外患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