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6章 全面开花(第2页)
即太子化工将化肥拉到台湾的成本是53美元/吨，假如以台币结算，台湾方面非常乐意按65美元/吨的价格吃下，现在的问题是，太子化工想部分以美元结算，并对台币的7.5汇率表示不满，正僵持着在打嘴炮。
其实冼耀文对台币结算和汇率都没意见，嘴炮就是为了打而打，一开始太好说话，并不能等来台湾方面的投桃报李，只会是“这个好欺负，下次还欺负它”，人之常情，没有谁有软柿子不捏，偏偏去碰硬石头，老实人只有吃不完的亏。
太子化工不做老实人，也不做刺头，不给国府面子，但会给某个具体的官员面子，即亲官员远政府，嘴炮打着，等待一个有担当的官员站出来。
这个时间节点还未到，因为截至目前尚未有人找冼耀文聊这个事。
冼耀文不急，谈崩了也没事，大不了亏点运费，将化肥拉到西德去，是出口西德也好，还是借给西德出口荷兰、法国、意大利也罢，能换回钱就行。
着眼整个世界的化肥贸易，局面有点乱，就像西德的化肥产能远远没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产量自用尚显不足，但盟军既限制西德的产能恢复，也不许西德境内保持太大的化肥总量，原因是化肥和炸药只隔着一层纸。
于是，搞笑的画面出现，西德既对外出口化肥，也引进相同的化肥，就像硫酸铵，西德在出口，也从荷兰进口。
当然，除了规避盟军的限制，也不无试探贸易往来和打通贸易通道的可能，毕竟欧盟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历经了数十年的磨合。
对欧洲国家而言，现在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但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抱团取暖是一条绝好的路子，不过首先要坐以待对手毙，为美国主导的去殖民化无声呐喊。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未削弱之前，它们会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根本没法坐在一起公平谈合作。
冼耀文坐于花园里的凉亭，手里捧着一本冯德尔的《流放的亚当》，回顾自己曾经被流放的日子，也遥想荷兰的风车。
煤炭的合成氨技术将要过时，美国已经在试验天然气合成氨技术，但世界的主流依然是煤炭，且世界的能源格局依然以煤炭为主导，占据能源消费量的一半有余，石油30%，天然气只有不到10%。
从能源利用效率和运输成本来说，天然气替代煤炭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发展轨迹分析，未来的确会这样。
如果要布局能源业，眼下正是布局天然气的好时候，待天然气创造利润，又可以转手布局陷入萧条的煤炭业。
他脑子里飘过一个个尚未被发现的气田，然后一个个打上叉，先知又如何，都是硬骨头，凭他的实力根本啃不下来。
将所有气田全部捋了一遍，他的思维停留在格罗宁根气田。
荷兰的土地以私有制为主，理论上可以做到提前低价购买格罗宁根气田所在的农地，除了低洼围垦区归政府所有的土地。
荷兰有特色的erfpacht（地上权租赁）制度，允许个人或企业长期租用公有土地，但不拥有土地所有权。
撇除公有土地部分，买下八九成农地是可以实现的，但按照荷兰法律的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包括地下矿藏，油气归国家所有，私人仅拥有地表权。
即使买下土地，也无法自动获得天然气开采权，政府可随时征用土地进行资源开发，按市价补偿地表损失。
这就意味着拥有土地也没什么用，还需要从荷兰政府手里拿到政府特许权才能开采，如果拿不到特许权，最多就是从矿产企业拿到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偿，赚取微薄的差价。
想拿到更多利益，甚至是矿产股份，他必须和荷兰的能源财团交好。
怎么交好？
冼耀文放下书，拿起石桌上的印尼地图，目光瞄向西伊里安西部，此地是1949年《荷兰-印尼圆桌会议协定》签署后，荷兰保留的控制区，荷兰企业如皇家壳牌、联合利华仍控制印尼石油、橡胶、锡矿等资源。
他握拳砸在石桌的台面，嘴里发出闻式咆哮，“无耻啊，无耻，印尼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国土竟被霸占，经济竟被掠夺。”
身为一个有良知、正义感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无偿支援印尼人民展开民族主义斗争，干掉打工的荷兰佬，逮捕荷兰资本家，关押起来向其亲友索取赎金，补偿被迫害的印尼人民。
“给水仙发传真，让她侧面打听一下荷属西伊里安有什么重量级的荷兰人；给三哥中队发报，派遣印尼籍队员潜伏印尼属西伊里安东部，伺机打探荷兰人的海运及码头的情况，绘制一张详细的码头地形图。”
“是。”
交代后，冼耀文开始研究荷属西伊里安境内的四个机场，琢磨用什么办法能一次敲掉所有飞机，不给肉票逃离的机会。
如果荷属西伊里安有值得他惦记的肉票，事情就要往大搞，闹得越大，他越容易隐藏，印尼人打荷兰人，走到哪里都有理，他玩先抓后救的把戏，走到哪里都不占理。
这事想要搞成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肉票存在，第二点是绝对保密，必须提前安排好事后灭口的行动，还要安排好几条补救措施。
风险很大，他需要其他备用方案。
他嘴里哼起《喀秋莎》，拿出本子画Bm-13火箭炮的草图，想着去哪里搞一门用来仿制。
研发多管火箭炮的难度不大，反而仿制的难度较高，如果用火箭炮覆盖设计的方式打击机场，爆炸的弹片必须具备浓浓的苏联味，如此一来，水才能搅浑。
即使搞不到炮身，也要搞一枚火箭弹，不知道美军手里有没有哑弹。
画图时，他的脑海里跳出一个名字“索菲亚·范德维肯”，1949年，她嫁给了飞利浦家族第三代继承人弗里茨·飞利浦，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
飞利浦家族是飞利浦公司的创始家族，弗里茨·飞利浦的父亲安东·飞利浦在荷兰被德国占领期间，带领部分企业资本逃到美国，留下弗里茨·飞利浦苦苦支撑，凭着大智慧度过了艰难岁月，所以他被定为家族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