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7章 大局观(第3页)

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1946年开始，有人专门放押金贷，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利滚利，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陷入债务循环。

因为欠了一身债，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也没有机会跳槽，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

冼耀文看向夕阳，唏嘘道：“整个民国时期，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就是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所以，他只能算半个。”

“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三饼，碰，八万，杠。”冼耀文笑着揶揄道：“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我在四处奔走，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找对人，买几包烟就能换到，根本不值钱。”

孙树莹轻笑，“在台北的时候，我也有在工作。”

“我知道。”冼耀文颔了颔首，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发展迅速，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没有得到保障，于是，工人运动愈演愈烈。

到了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稳住工业发展，先后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与伤残保险法》，强制要求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资，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

这也是工人争取到的，第一个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全国性的制度性利益。

不过，虽然工人运动是争取工人权益的关键，但是当时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缓解工人斗争，而是因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做工人。

彼时，德国的农民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快地转化为工人，让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比周边国家更快，生产力更强，更加推动了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

1935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对抗大萧条，给失业人群最基础的保障，也为了刺激还有工作的人们敢于消费，美国推出了《社会保障法》。

英国，17世纪有《伊丽莎白济贫法》，1911年颁布《国民保险法》，1940年《贝弗里奇报告》，1946年《国民保险法》，1948年《国民救助法》，同年，国民医疗保障体系成立，全民免费医疗成为社保核心部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

顿了顿，冼耀文接着说道：“1943年，陕甘宁边区，由于过去两年的日军扫荡和国府封锁，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公营工厂效率低下，部分工人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率仅为国统区的60%。

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公营工厂工资标准及分红办法的指示》，试点分红制。

超产部分，即完成计划产量后的盈余，30%至50%用于分红，以温家沟兵工厂为例，工人集体50%、工厂公积金30%、边区政府20%。

同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享受统一累进税制，家里都是壮劳力，收成很高，一年也只需上缴35%的产出，一般只需要上缴12%。”

冼耀文呼出一口浊气，“其实，1941年，小鬼子偷袭珍珠港，它的败局已定，这一点所有的抗战势力都清楚，从那时候开始，表面上都还在积极抗战，心里已经打起小九九。”

他摆了摆手，“扯远了，不说这个。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五个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起步稍晚，但步子迈得很大，而且，分配比较平均，贫富差距不会太大，其中，瑞典做得最好，社会民主党很有机会实现他们高福利国家的口号。

可以观望几年，如果瑞典的高福利做得好，你可以选择恰当的时机移民过去。”

孙树莹乜斜冼耀文一眼，“我能养活自己，不用占这种便宜。”

冼耀文呵呵一笑，“该占的便宜还是要占的，瑞典的企业税收仅次于英国和西德，收起来没轻重，过些日子我要去一趟瑞典，在那边做一点生意，要交的税总得想办法拿点回来。

你呀，多入几个国籍，我生意做到哪里，你的社保就登记到哪里，等你老了，七八份养老金领着，就算家当被你打牌输光了都不用发愁。”

“帮帮忙好伐！吾打牌老结棍格，哪能会得输啦！”孙树莹瞪了冼耀文一眼，“侬当吾洋盘啊？”

冼耀文竖起大拇指，“侬着实结棍，吾服帖。”

孙树莹嘿嘿一笑。

冼耀文转头往人群处瞄了一眼，“差不多该回去了，我把要说的快点说完。”

又呷一口酒，他不疾不徐道：“苏联，1917年，列宁签署《工人保险法令》，宣布由国家承担工人疾病、工伤和失业保障。

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社保体系初步覆盖工人和公务员，但农民基本不享受。

1929年，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转向计划经济，社保体系开始全面国有化。

1936年《宪法》确立全民社保，规定公民享有免费医疗、养老金、残疾补助、带薪休假等权利；正式纳入集体农庄成员，但实际待遇低于城市工人。

1947年，恢复并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更多职业群体。

马歇尔计划有一个附加条款，要求受援国，就是意大利和法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抗共产主义。

纵观各国的共产党，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所谓的革命斗争纲领都包含一个策略，鼓动工人阶级罢工。这是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都乐于模仿学习。”

冼耀文淡笑一声，“把我说的串联起来，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孙树莹陷入沉思。

良久，她说道：“社会保障制度将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斗争的工具。”

“工具这个词不大合适，用舞台会更贴切，社会保障制度执行得好，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未来，整个世界总体上会朝着愈发善待工人的方向发展，工人的待遇会越来越有保障，产出价值的分配比例会越来越高。

对我们来说，苛待职员是不明智的，尽管当下不用太高待遇就能请到人做事，企业可以保持低人力成本运作，这样貌似很好，只需等到不得不提高待遇的时候再提高职员待遇。

但是，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惯性，企业运作也一样，习惯了低人力成本运作，一朝一夕想改成高人力成本运作是不可能的。”

冼耀文指了指孙树莹的衬衣，“比如你这件衬衣的成本是1美元，为了追求高销量，你的定价会无限接近你的底线价格，或者说你认为的保本价格。

这么一来，利润率、客户定位、品牌定位基本就定型了。

某一天，衬衣的成本变成1.5美元，乃至2美元，你该如何调整销售策略？如果提高价格，客户会不会接受？”

冼耀文拍了拍手，“好了，我只跟你说大环境，关于职员待遇其实还涉及很多方面，今天先不说，留着你自己去思考，下回我们细聊。走，回去。”(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