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7章 大局观(第2页)

有一个中饱私囊，就有无数个，有一些军官在法国没待多久就被调去东线，他们的财宝肯定来不及妥善安排，沿着线索找，总会有所收获。”“只找到一处？”“嗯。”冼耀文颔首，“我并没有用心找。”“既然有发现，为什么不用心找？”“能不能找到要看运气，我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事不怎么感兴趣，将来若是有暇可以花点时间去找，权当是休闲运动。”“哦。”两人走出房子的范围，来到外面的路上。“你跑来跑去，会不会很累？”孙树莹摇头，“不会，我不用赶时间，有闲暇欣赏各地的风景，蛮好的。”“珍惜这一段时光，等你工作增多，现在的这份闲情逸致会消失，你会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心情欣赏风景。”“我的工作安排由自己说了算？”“当然。”“我可以让自己不那么忙。”孙树莹狡黠一笑。冼耀文淡笑，“这可由不得你，想让六谷，有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们会推着你往前走，你根本没法懈怠。”“分享成果指的是提成、分红？”“嗯。”孙树莹想了下，说道：“我觉得其实不给也行，现在公司的员工只有工资，做事也蛮认真的。”“你有点天真，鹦鹉当下只出不进，职员们看在眼里，能顺利拿到工资就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并没有创造实际效益。一旦鹦鹉盈利就不同了，职员们的劳动价值水涨船高，给他们增加薪水福利是必然之举，而他们当中真正的人才要给予更好的待遇，提成、分红，乃至股份。”“我在上海没有听说有哪家企业给普通员工高薪福利，倒是听说过给高级职员发放花红，好像南洋兄弟烟草会发花红，荣氏只有年终双薪。”孙树莹想了想，补充道：“还有永安百货，只给员工提供宿舍、诊所，没有分红。这三家都是上海滩的大企业，待遇算好的，其它小企业的待遇只会更差。”冼耀文瞥了孙树莹，“看你人长得眉清目秀，貌似好人，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讨厌。”孙树莹娇嗔道：“不要对我人身攻击。”“好，好，不攻击。”冼耀文摆摆手，不疾不徐道：“说到内地的企业家，只有清晚期短暂出现过，晋商、徽商等商帮有银股身股，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赚了钱人人有份，既有东方的仁义，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到了民国，1914年颁布的《验契条例》推动地权流转，农村的土地兼并比晚晴更为激烈，失地农民增多，不管南方北方，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只能进入城市讨生活。就是那个时期，大量的农民涌入上海滩，他们的诉求很低，只求一口吃的。同一时期，一战爆发，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有点见识的地主、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单说上海滩，一边是不求便宜，只求快的欧洲订单，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高利润、低成本，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所谓的企业家，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一战结束后，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没了欧洲订单，一些工厂面临倒闭，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买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又有新地主诞生，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2万亩。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欲作何用？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行扶危济困之举？”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1929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不在地主’现象，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镇，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江苏南通出现了‘公司化土地’，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同年，广东‘二地主’阶层扩张，转租规模增长40%；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接着就是抗战，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求活命。以山城为例，抗战时期流行包工

制，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形成‘工厂、包工头、工人’的三层雇佣链，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
理论上，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层层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工人若是工伤，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冼耀文讥讽一笑，“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或是帮派份子，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无论哪一种，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即实现低用工成本。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为例，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通常为3个月工资，理论上离职时退还，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1948年，上海法院的记录，凡是押金纠纷案，百分百工人败诉。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1946年开始，有人专门放押金贷，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利滚利，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陷入债务循环。因为欠了一身债，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也没有机会跳槽，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冼耀文看向夕阳，唏嘘道：“整个民国时期，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就是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所以，他只能算半个。”“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三饼，碰，八万，杠。”冼耀文笑着揶揄道：“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我在四处奔走，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找对人，买几包烟就能换到，根本不值钱。”孙树莹轻笑，“在台北的时候，我也有在工作。”“我知道。”冼耀文颔了颔首，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发展迅速，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没有得到保障，于是，工人运动愈演愈烈。到了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稳住工业发展，先后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与伤残保险法》，强制要求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资，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工人争取到的，第一个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全国性的制度性利益。不过，虽然工人运动是争取工人权益的关键，但是当时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缓解工人斗争，而是因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做工人。彼时，德国的农民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快地转化为工人，让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比周边国家更快，生产力更强，更加推动了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1935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对抗大萧条，给失业人群最基础的保障，也为了刺激还有工作的人们敢于消费，美国推出了《社会保障法》。英国，17世纪有《伊丽莎白济贫法》，1911年颁布《国民保险法》，1940年《贝弗里奇报告》，1946年《国民保险法》，1948年《国民救助法》，同年，国民医疗保障体系成立，全民免费医疗成为社保核心部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顿了顿，冼耀文接着说道：“1943年，陕甘宁边区，由于过去两年的日军扫荡和国府封锁，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公营工厂效率低下，部分工人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率仅为国统区的60%。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公营工厂工资标准及分红办法的指示》，试点分红制。超产部分，即完成计划产量后的盈余，30%至50%用于分红，以温家沟兵工厂为例，工人集体50%、工厂公积金30%、边区政府20%。同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享受统一累进税制，家里都是壮劳力，收成很高，一年也只需上缴35%的产出，一般只需要上缴12%。”冼耀文呼出一口浊气，“其实，1941年，小鬼子偷袭珍珠港，它的败局已定，这一点所有的抗战势力都清楚，从那时候开始，表面上都还在积极抗战，心里已经打起小九九。”他摆了摆手，“扯远了，不说这个。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五个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起步稍晚，但

步子迈得很大，而且，分配比较平均，贫富差距不会太大，其中，瑞典做得最好，社会民主党很有机会实现他们高福利国家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