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7章 大局观(第2页)

“只剩下你需要的那些？”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孙树莹轻笑道：“你真邪恶。”

“这是阳谋，你不反感不是吗？”

孙树莹摇摇头，“你的计谋太厉害，我没法反感。”

冼耀文搂住孙树莹的臂膀，“孙家一直在败落，却也能保证你当一位大小姐，到了香港，宝树能给你遮风挡雨，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

宝树给你的，都是我给的，我愿意给，不会在意，但我不能保证一直给。过些年，我儿子当家，他的想法和我不可能一样，对他而言，你是谁？

一个外姓人，凭什么冼家要养着？

这个问题我预见到了，所以要帮你打造依附以及独立的能力，将来你想继续依附冼家或者自立门户都有资本。

另外，依我之见，外因和内因都对孙家不利，孙家彻底败落只是时间问题，估计就是这两年的事，你和树澄身为二姐、大姐，需要有所担当，别等到需要你们挑担的时候，只会哭鼻子，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内地有变？”

“正在变。”冼耀文拥着孙树莹往前走，“树澄现在怎么样？”

“很好呀，守着咖啡馆蛮开心。”

“前些日子，我让她挖了一批当年纳粹军官侵吞犹太人的财宝，有名表、名画和黄金，画你和她一人一幅，其他东西会拿去变现。”

“你从哪里获得的宝藏消息？”

“算不上宝藏，最多价值100万美元。消息不是获得的，是推测出来的，知道可可·香奈儿吗？”

“怎么会不知道。”

“你知道我在做服装生意，她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我花了点心思研究她，从她身上发现了当年纳粹军官中饱私囊的直接证据。

有一个中饱私囊，就有无数个，有一些军官在法国没待多久就被调去东线，他们的财宝肯定来不及妥善安排，沿着线索找，总会有所收获。”

“只找到一处？”

“嗯。”冼耀文颔首，“我并没有用心找。”

“既然有发现，为什么不用心找？”

“能不能找到要看运气，我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事不怎么感兴趣，将来若是有暇可以花点时间去找，权当是休闲运动。”

“哦。”

两人走出房子的范围，来到外面的路上。

“你跑来跑去，会不会很累？”

孙树莹摇头，“不会，我不用赶时间，有闲暇欣赏各地的风景，蛮好的。”

“珍惜这一段时光，等你工作增多，现在的这份闲情逸致会消失，你会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心情欣赏风景。”

“我的工作安排由自己说了算？”

“当然。”

“我可以让自己不那么忙。”孙树莹狡黠一笑。

冼耀文淡笑，“这可由不得你，想让下面的人用心做事，必须同他们分享成果，人嘛，吃了五谷思六谷，有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们会推着你往前走，你根本没法懈怠。”

“分享成果指的是提成、分红？”

“嗯。”

孙树莹想了下，说道：“我觉得其实不给也行，现在公司的员工只有工资，做事也蛮认真的。”

“你有点天真，鹦鹉当下只出不进，职员们看在眼里，能顺利拿到工资就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并没有创造实际效益。

一旦鹦鹉盈利就不同了，职员们的劳动价值水涨船高，给他们增加薪水福利是必然之举，而他们当中真正的人才要给予更好的待遇，提成、分红，乃至股份。”

“我在上海没有听说有哪家企业给普通员工高薪福利，倒是听说过给高级职员发放花红，好像南洋兄弟烟草会发花红，荣氏只有年终双薪。”

孙树莹想了想，补充道：“还有永安百货，只给员工提供宿舍、诊所，没有分红。这三家都是上海滩的大企业，待遇算好的，其它小企业的待遇只会更差。”

冼耀文瞥了孙树莹，“看你人长得眉清目秀，貌似好人，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

“讨厌。”孙树莹娇嗔道：“不要对我人身攻击。”

“好，好，不攻击。”冼耀文摆摆手，不疾不徐道：“说到内地的企业家，只有清晚期短暂出现过，晋商、徽商等商帮有银股身股，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赚了钱人人有份，既有东方的仁义，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

到了民国，1914年颁布的《验契条例》推动地权流转，农村的土地兼并比晚晴更为激烈，失地农民增多，不管南方北方，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只能进入城市讨生活。

就是那个时期，大量的农民涌入上海滩，他们的诉求很低，只求一口吃的。

同一时期，一战爆发，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有点见识的地主、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

单说上海滩，一边是不求便宜，只求快的欧洲订单，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高利润、低成本，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所谓的企业家，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

一战结束后，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没了欧洲订单，一些工厂面临倒闭，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买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

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又有新地主诞生，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2万亩。

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欲作何用？

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行扶危济困之举？”

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1929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不在地主’现象，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镇，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

江苏南通出现了‘公司化土地’，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

同年，广东‘二地主’阶层扩张，转租规模增长40%；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

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

接着就是抗战，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求活命。

以山城为例，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形成‘工厂、包工头、工人’的三层雇佣链，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

理论上，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层层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

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

工人若是工伤，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

冼耀文讥讽一笑，“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或是帮派份子，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无论哪一种，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即实现低用工成本。

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为例，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通常为3个月工资，理论上离职时退还，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

1948年，上海法院的记录，凡是押金纠纷案，百分百工人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