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 历史学家黑斯廷斯(第3页)

所以自从我这一次出访了俄国以后，报纸上关于俄国的鬼话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国的民众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全都是顺从、忠诚的老实人，他们也和不列颠的民众一样，懂得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因为这点事情便发生全国暴动简直不可思议，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会连个土豆都推广不下去？”

亚瑟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点。

亚瑟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解答，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主攻过俄国史方向。”

“嗯？”达拉莫伯爵问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亚瑟笑着回道：“您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是报纸上说的也不是全错。俄国的民众既可以是报纸上说的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义者，当之无愧的保皇党人。在俄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由上帝创造的用来管理农民、关照农民的全俄罗斯的家长。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权威，并且会习惯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员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有许多俄国农民都相信沙皇认识他们，如果他们去敲冬宫的大门，就会得到最热情的接待，他们的苦楚不仅会被沙皇聆听而且会被他理解，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会。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观念，农民对自己的君主感到亲切，而这种十足的亲切感在不列颠或法兰西是极少存在的。

我在大学里读到的一本历史记录就谈到，当年法兰西驻俄大使德塞古尔伯爵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同在俄罗斯旅行时，就惊讶地发现，当地普通的乡村居民在与女皇交谈时，言谈举止不受丝毫的影响，完全是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交流。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农民似乎坚信沙皇希望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只不过沙皇的这一愿望被那些恶霸地主和腐败官员给阻止了，不过终有一天沙皇会克服一切阻碍的。”

达拉莫伯爵困惑的皱着眉头道：“如果照你这么说，那俄国的土豆不是很好推广吗？这可是沙皇亲自下的命令。”

“不，您理解错意思了。”

亚瑟笑着回道：“沙皇下什么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皇的命令符合不符合农民们的传统习惯，如果他们从传统的角度无法理解沙皇的命令，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满腔愤怒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所以没有土豆闹得动静大，我猜就是这个原因。

农民们大概是理解不了什么是十二月党人，在他们看来，那也许只是一伙儿举着新奇口号的反贼。但是，在地里种什么农作物，农民们却是最清楚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土豆这种东西，所以即便沙皇的态度再强硬，他们也不愿意答应。当差和纳粮是天经地义，但是种土豆是万万不行的。”

达拉莫伯爵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那俄国的情况倒也合理。但是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后，我只觉得这事情变得更滑稽了。”

亚瑟说到这儿，只是轻轻笑了一声，旋即又转过头对着埃利奥特委婉的提醒了一句：“虽然我对中国没有做过细致了解，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情况应该与俄国有一定相似性，您就任以后，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方才说过的那些话，尽量不要触犯一些他们理解范围外的事情，循序渐进，这对您的工作也许会产生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