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第247章

万历八年,大明朝遭遇到严峻挑战,新政迈不开步子,治理整顿尚未结束,“刚克”还是“柔克”,争论不休。

南方士绅受“柔克”的错误判断,阻挠清丈,挑起南北之争,影响极其严重。

皇帝加快新政步伐的要求受挫,对缓慢的进度失去了耐心。

为了遏制南方士绅“柔克”的倾向,继续对天下施加影响,皇帝决心到南方去,打开继续新政的突破口。

这必然要求地方省府作出积极回应,以及主动寻求中枢袖领们的支持——尤其是诏书上指名道姓辅政的三人,也即是五军都督府首脑王崇古,都察院首脑海瑞,内阁首脑张居正。

于是,临行前的这场奏对应运而生。

第一个奏对的王崇古,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全力支持的态度。

第二个进入承光殿的海瑞,则是委婉地表达了部分批评的意见。

“我皇帝行事正大光明,岂能效仿郑伯克段于鄢”

海瑞去过四川几年,莫名其妙变白了几度,反倒衬得脸色更加黑了。

他顺势抓着皇帝的手,口中喋喋不休:“若是查明有罪,自然可以按律处置。”

“若只是心存疑虑,便该令其无则加勉,以观后效。”

“陛下,坐观臣民犯禁,终究是要遭人诟病的……”

朱翊钧尝试着把手往回抽,却发现抽不出来,突然有些后悔方才自己拉手的殷勤劲。

他无奈转过头,朝海瑞眨着无辜的眼睛:“海卿,朕分明表明过好几次心迹了,为何还是一再曲解朕。”

相忍为国的皇帝,有时不得不自缚手脚。

朱翊钧要以妖书案兴起大狱,程序上总得过都察院这一关。

入掌都察院的海瑞,显然对引蛇出洞的行为并不认同。

海瑞抓着皇帝的手,就是不肯放:“陛下就不该开放报禁,容得彼辈畅所欲言!”

《大明律》卷十八,刑律一,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这都是太祖皇帝定下的杀头大罪。

朝廷应该导人向善才对,从没听过引人犯罪的!

报纸这种东西一旦开放,使人畅所欲言,那么触犯此罪的士人,可不就是与日俱增么

要是拿着这种由头,跑去南方大起刑狱,后世不评个郑伯第二才是怪事!

朱翊钧实在扯不出手来,只得放弃。

两个人就在大殿中间,干巴巴地站着奏对。

朱翊钧想了想,还是决定直来直去:“海卿,此次朕必要以妖书兴办大案,之后也绝不可能重申报禁。”

海瑞闻言脸色微变,显然倔脾气又上来了,张嘴欲言。

朱翊钧先发制人,反问道:“海卿,纵观案中这些犯禁的山人,若是朕没有开放报禁,彼辈便不会著书出版,散布妖言么”

他口中的山人,不是什么居于山中的隐士,准确来说,叫做掌控舆论的边缘知识分子。

山人虽然读过书,却又不愿或者不足以走上仕途。

高端的山人,当属复起前的王世贞这种,掌控民间舆论的命脉。

上可联动科道言官搞政斗,下可结社文盟,为士林袖领。

中端的山人,通常以干谒、售文、设馆、入幕等方式为生计。

大多是著书立说,写写诗词,抨击时政,或者出卖一下脑力劳动。

低端的山人,只能跑去算命、说书、卖身、给商行打广告。

其无不是刊印小报,散布揭帖,吸引眼球,若论贩卖情绪价值,连“倚门”和“断袖”都拍马不能及。

偏偏山人这个团体,还轻易不能得罪。

哪怕是刑满释放人员,只要混进山人圈子,那都是挥斥方遒——哪家大户商行不肯“合则两利”,直接就刊报开骂,这您受得了么

海瑞下意识反驳道:“至少不会像如今这般,群然犯禁。”

朱翊钧毫不留情更正了海瑞的错误:“那是因为弘治以来,舆论泛滥,日复一日地猖獗,正好在朕这里登峰造极!”

边缘知识分子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你明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

其初兴于弘治年间,在嘉靖朝发展壮大,直至如今大盛。

正德年间难道没有么

编排武宗是宫女所生的演绎话本,在南直隶畅销,卖了一万七千余册。

嘉靖年间难道没有么

徐渭、屠隆、王稚登、梅鼎祚、黄省曾等人,几乎日报一刊,垄断坊间舆论。

万历年间就更不必说了,谏诤已经发展到市井小民身上去了。

街头巷尾,今天高谈阔论说说朝廷这里不对,明天说书人数落数落朝廷那里不好,后天小报上再来点皇帝冷笑话——“今则通衢閙市,唱词说书之董,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多人无不乐聴者。”

哪怕汪道昆遭遇的“切胁大臣”,那也不是报纸首创,而是山人们熟能生巧的技法。

历史上连国本之争这种事,都少不了民间舆论下场,更遑论其他

用谢肇淛的话形容舆论环境就是,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

朱翊钧迎上海瑞的目光,坦言道:“早年报禁严苛,实则一纸空文,小报流传、揭帖四起、骂声汹汹,反倒是将舆论拱手让人。”

“如今朕开放报禁,新闻版署就在朝廷手上攥着,言出法随,宽紧由心。”

“海卿,朕是顺应时代大势。”

说到底,舆论传播在明朝的活跃,并不是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物质的发展为舆论的活跃创造了经济基础和传播环境。

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天下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更有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

社会流动的加快,自然带来信息的发达。

同时,写书的材料和人工价格都很低,以“毛氏广招刻工”的广告为例——“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综合上材料成本“墨二笏,价一钱;烟墨一斤,价五钱”,一本书只要卖得中规中矩,利润就不会差。

譬如王世贞的《鸣凤记》,只在两京直销,就“糜六万金有余”。

有利润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商业化。

同时再加上思想上的土壤——广开言路的士林正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心学虽然在万历二年之后过了时,但百年以来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功效,真实不虚。

譬如栗在庭的奏报中说,光是福建建阳一个县,就有书坊八十多家!

甚至连盗版都已经开始搞出来了——“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髙,即便翻刻。”

这就是时代的大势。

在滚滚大势下,英宗、宪宗、孝宗,每一届还在那里整天翻来覆去重申报禁,治罪妖言妖书,有用么换汤不换药罢了。

封锁得越是严格,私下里越百无禁忌。

反而开放报禁,才是掌握在手中的第一步,将其商业市场化,禁言透明化,监管科层化,惩戒政治化,或许才是你明舆论的出路所在。

这番话说得海瑞一愣,皱眉沉思。

朱翊钧趁机将手抽了出来,顺势给海瑞按在矮墩上,让老人家坐着想。

过了好半晌。

海瑞才幽幽叹了一口气:“陛下见微知著,洞彻玄幽,那为何当初开放报禁时,是宽不是紧,言出法不随呢”

皇帝一时兴起也就罢了。

既然看得这么长远,当初开放报禁时,怎么没有配套的政令呢

任其野蛮生长,媾和反正清丈的士绅,一时闹到要南巡的地步,果真不是有意为之

朱翊钧闻言,尴尬地笑了笑:“朕当时一时想着讨论新学,广泛传播,不自觉便犯了刚克的错误,步子迈得太大。”

他主要防止柔克去了,一时不慎犯了刚克错误。

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海瑞定定看着皇帝:“不能等到妖书案后,陛下眼下就得申明报纸犯禁之罪!”

朱翊钧如蒙大赦,连连点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朕稍后便下旨三法司,分等列罪,再由诸卿廷议,完善新闻版署,加强报纸审查。”

他看着海瑞这揪着不放的倔驴模样,只觉几个月前在殿上被汪宗伊直谏的尴尬,都不算什么了。

见皇帝改邪归正,海瑞这才缓和神色。

后者躬身一拜,为方才的失仪的请罪:“天下无不知陛下灿焉兴革,英断夙成,然圣人有言,刚必激,激必亢,亢必不可久。”

“陛下如日中天,万寿无疆,何至激亢谋政臣斗胆冒犯,伏惟陛下留神!”

正所谓过刚易折,不是说皇帝太严苛容易被害,而是说皇帝过于紧绷的心态,很难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