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君子不陷：仁与智的辩证(第2页)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的“逝”，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仁”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的“杀身成仁”，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井中”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齐宣王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否则便会“陷溺其心”。“陷”字本义为“坠入陷阱”，《说文解字》“陷，高下也”，引申为陷入困境，孔子用“不可陷”警示弟子：仁爱若失去理智的约束，终将沦为灾难。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便是“陷而不悟”的反面教材。泓水之战（前638年）中，楚军渡河时，公子目夷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宋襄公却坚持“君子不重伤（不伤害受伤者），不禽二毛（不俘虏年老士兵）”，等楚军列阵完毕才开战。战斗中，宋襄公亲率军冲锋，被楚军射中大腿，大败而归，次年因伤重去世。他所谓的“仁”，是脱离实际的迂腐，《左传》批评“宋公迂也。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是“不知战”，孔子虽未直接评价，却通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暗示：形式化的“仁”，恰是对仁的背叛。

汉代的晁错，主张“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志可嘉，却缺乏“不可陷”的智慧。他未充分考虑诸侯势力的强大，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先削楚东海郡、赵常山郡、胶西六县，引发吴王刘濞联合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叛乱（七国之乱）。晁错此时仍未意识到危险，反而建议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袁盎趁机进言“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最终晁错被“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评价“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可见缺乏智慧的“仁政”，不仅无法成事，反而危及自身，更谈不上践行仁道。

明代的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展现“不可陷”的智慧。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王阳明时任南赣巡抚，兵力不足，却沉着应对：先伪造朝廷檄文，称“边兵十万旦夕至”，迷惑朱宸濠；又释放被俘的朱宸濠部下，让其散布“官军四合”的谣言，拖延其进军速度。当朱宸濠察觉中计，率军东下欲攻安庆时，王阳明不去救援安庆（避免陷入敌军预设战场），反而直捣南昌（朱宸濠老巢），迫使朱宸濠回援，最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生擒朱宸濠。王阳明的智慧在于：他深知“不可陷”不是逃避，而是通过灵活战术创造有利局面，以最小代价实现平叛（仁）的目标。

这些案例印证了“不可陷也”的深意：真正的仁者，既能“见义而为”，又能“量力而行”；既能坚守原则，又能灵活变通。正如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的作用，正在于守护仁与义不被扭曲。

四、可欺也：仁者的宽容之度

“可欺也”，看似与“不可陷”矛盾，实则揭示了仁者的宽容特质。“欺”在《说文解字》中为“诈欺也”，但此处指“善意的欺骗”或“无意的误解”，孔子认为君子可以承受这种“欺”，因为其心光明，不怕暂时的误解。《论语?子罕》中，孔子被匡人围困，弟子颜渊后至，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颜渊答“子在，回何敢死”，这种信任正是“可欺也”的基础——仁者相信人性本善，即使被误解，也坚信真相终将显现。

春秋时期的管仲，曾“欺”齐桓公而终被谅解。齐桓公即位前，管仲辅佐公子纠，曾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中钩”）。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推荐管仲，“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其为相。管仲在相齐初期，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税）、“叁其国而伍其鄙”（整顿行政区划）等改革，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他们污蔑管仲“贪于财货”，称其“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齐桓公却选择信任，最终管仲助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就霸业。管仲晚年曾坦言“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可见“可欺”的前提，是双方都有“仁”的根基，暂时的误解终将被真诚化解。

汉代的韩信，早年曾受“胯下之辱”，这何尝不是一种“欺”？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逼他从胯下钻过。韩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后来他成为楚王，召见当年的无赖，不仅未报复，反而任其为中尉，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种“可欺”的宽容，不是懦弱，而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若逞一时之快杀人，便无法成就后来的功业，这种对长远目标的坚守，正是仁者的智慧。

清代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诬“挑起边衅”，遭革职流放伊犁。1840年，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归咎于林则徐，将其“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途中，林则徐仍忧国忧民，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明志。在伊犁，他未因被欺而消沉，而是“浚水源，辟屯田”，推广坎儿井（后称“林公井”），教民耕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绝境中，他仍践行“仁”的担当。后来真相大白，林则徐被重新起用，这种“可欺而不怨”的境界，正是仁者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深刻理解。

这些事例表明，“可欺也”的“欺”，是基于善意的误解或暂时的蒙蔽，仁者之所以“可欺”，是因为他们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这种宽容不是纵容，而是对人性的信心，正如孔子所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真正的欺骗无法长久，而暂时的误解恰是对仁的考验。

五、不可罔也：智者的坚守之节

“不可罔也”，是对“可欺也”的补充，强调仁者虽宽容，却绝不容忍被愚弄。“罔”字本义为“罗网”（《说文解字》“罔，网也”），引申为“恶意的欺骗”，孔子认为君子可以承受误解，却不能被人当作愚笨的工具。春秋时期的阳货，曾以“馈孔子豚”的方式欺骗孔子赴约（“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识破后“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既不失礼，又避免被利用，正是“不可罔也”的实践。

战国时期的屈原，面对楚怀王的“罔”，始终坚守高洁。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的才华，在楚怀王面前诋毁“每出号令，屈原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怀王因此疏远屈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虽被流放，却写下《离骚》明志“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可以接受君主的误解（欺），却无法容忍被奸佞操纵（罔）——这种“罔”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当楚怀王被秦昭王欺骗入秦扣留，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最终因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以死抗争这种“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