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立人达人：仁道的实践路径(第2页)
“立人达人”的核心是“同理心”——将他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种“爱”不是怜悯，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当代心理学中的“共情能力”，与这种思想高度契合——如神经科学发现，人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在观察他人痛苦时产生类似反应，当我们看到他人受伤，自己的大脑运动皮层也会出现激活，这正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生物学基础。
四、能近取譬：仁道的实践方法
“能近取譬”是“立人达人”的具体路径，意为“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自身为喻”。“近”指空间上的切近，如家人、邻里；“譬”指方法上的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方法使仁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中庸》所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家庭是“能近取譬”的起点。孔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己欲立而立父母”，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内则》详细规定了侍奉父母的细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冬天为父母暖被窝，夏天为父母扇凉席，晚上安顿父母休息，早上向父母请安；“弟”是“己欲达而达兄弟”，如“兄弟怡怡”（《论语?子路》），《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强调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周文王“孝友于兄弟”，《诗经?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因其能“近取譬”于家庭，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将仁道扩展至天下。
邻里关系是“能近取譬”的延伸。《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紧接着孔子便以“己欲立而立人”回应，暗示博施济众需从邻里互助开始。春秋时期的“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正是强调居住环境中的仁行——如“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孔子为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亲自安排棺椁、祭奠仪式，《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即使对方行为不当，仍保持对逝者的尊重，便是邻里仁行的范例。
职业场域是“能近取譬”的拓展。《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孔子并非轻视农圃，而是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在各自职业中践行仁道：农夫“不违农时”是对自然的仁，《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工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对技艺的仁，《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赞美工匠的精益求精；士人“敬其事而后其食”是对职责的仁，《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伦理，正是“立人达人”在工作中的体现。
孔子的“能近取譬”，反对“远求而近弃”的虚伪。《论语?阳货》批评“乡愿，德之贼也”，正是因为乡愿“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对远方的苦难慷慨陈词，却忽视身边的责任。如《孟子?离娄下》记载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对外吹嘘与富贵者交往，“必餍酒肉而后反”，实则“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不能近取譬”的伪善，与仁道背道而驰。
五、孔门弟子的仁行实践
孔门弟子中，颜回以“安贫立人”践行仁道。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却“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在贫困中仍帮助同学解惑，子夏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颜回以“绘事后素”点拨，使子夏领悟“礼后乎”；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颜回“采薪”归来，见子路、子贡抱怨，便与孔子“弦歌不辍”，《孔子家语?在厄》记载“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稳定众人情绪。颜回的“立人”，不依赖物质，而通过精神鼓励，正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能近取譬”于自身处境的坚韧，使他成为“仁”的典范。
子贡以“经商达人”诠释仁道。他“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废着”即“贱买贵卖”，通过观察市场波动获利，经商致富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却始终“忆昔当年存二老，至今歌颂满江湖”——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谂，而欲以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解救被困的孔子和弟子。子贡的“达人”，通过商业活动创造价值，既实现自身通达（己达），又帮助他人脱困（达人），展现了“立人达人”的多样性。
子路以“勇武立人”践行仁道。他“性鄙，好勇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为官时，“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他治理蒲邑，“三月而孔子往观之”，见“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孔子家语?辩政》记载“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见由之为政，而未见其细也。敢问何行而可？’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既“平治百姓”（立人），又“保障一方安宁”（达人），最终在“蒯聩之乱”中“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以生命践行“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仁道。
冉有以“政事达人”展现仁道。他为季氏宰时，“赋粟千钟”（《论语?先进》），却反对季氏“旅于泰山”的僭越行为，《论语?八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齐鲁“夹谷之会”中，协助孔子挫败齐国的阴谋，“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左传?定公十年》），“归而增其赋”，将增加的赋税用于改善民生，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冉有的“达人”，通过政治实践推动制度变革，比单纯的物质施惠更具长远效果，体现了“立人达人”的制度性价值。
六、历史长河中的仁道演进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立人达人”发展为“仁政”思想。他对齐宣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将家庭中的“能近取譬”扩展至国家治理；提出“制民之产”，确保“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使“立人”有了物质基础；主张“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达人”。孟子的贡献，在于将“仁”从个人德性升华为治国理念，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诠释“立人达人”。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强调“爱人”的主动性；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记载“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通过限制土地兼并践行“达人”。他还提出“三纲五常”，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范人际关系，以“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达人”的道德准则，使“仁”与封建制度结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