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
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望着满地落英长叹。弟子们围拢过来，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问：“夫子为何事忧虑？”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这四件事，是我终生的忧虑啊。”话音未落，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杏花，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这“四忧”如四面镜子，照见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钟，提醒着修行的方向——修德是立身之本，讲学是传薪之责，徙义是践行之要，改过是进步之途。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这“四忧”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养的荒芜
“德之不修”的“德”，在孔子眼中是“仁”的外显，《说文解字》“德，升也”，引申为“德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不修”并非全然无德，而是“虽有仁心，不常修养”，如《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乡愿看似有德，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
孔子本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曾子转述），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他“过则勿惮改”，在周游列国时，因“见南子”遭子路质疑，便“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以自省回应质疑；在陈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仍“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以坚韧修持品德。这种“不间断”的修德，使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达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的危害，在历史中多有印证。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终被赵穿弑杀；战国时期的庞涓，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不修德者，虽能得逞一时，终难善终。
修德的典范，首推颜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贫困中坚守“仁”的品德；“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赞其“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的自然养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修德需趁时精进。
汉代的董仲舒，将修德与“天人感应”结合，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认为“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他本人“三年不窥园”，潜心修学修德，“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这种“内外兼修”使他既能“推明孔氏”，又能“为群儒首”，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
宋代的周敦颐，以“主静”修德，提出“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他在《通书》中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认为修德的核心是“诚”。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周敦颐传》），以行动践行修德，这种“宁弃官不违德”的坚守，正是“修德”的真谛。
当代社会，“德之不修”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如“学术造假”违背诚信之德；有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失见义勇为之德。但也有“感动中国”人物如张桂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以“病躯办学”修奉献之德；王顺友“马班邮路”二十年，以“送信不辍”修责任之德。这些例子证明，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正如孔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二、学之不讲：学问传承的断裂
“学之不讲”的“学”，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学道”——对仁、义、礼、智的探求；“讲”是“讲习”“传授”，如《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通过问答讲习，使学问内化。“不讲”并非无知，而是“有学不传”，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最终导致学问失传。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将讲学视为使命。他在杏坛“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采用“因材施教”的讲学方式：对“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仍耐心引导；对“野人也，不如儒生”的子路，循循善诱；对“回也闻一以知十”的颜回，深入探讨。这种“有教无类”的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使学问走向民间。
“学之不讲”的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战国时期的墨家，因墨子后学“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各执一词，不讲学交流，最终“墨离为三”，逐渐衰落；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因“各守师说，不讲融通”，导致经学分裂，“博士弟子”只能“专经学习”，难以贯通六经。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不讲学则学问僵化，传承断裂。
讲学的典范，莫过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们“讲学不辍”，孟子与淳于髡论辩“男女授受不亲”，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性恶论”，这种“讲中学，学中讲”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讲学论辩”统一经学。他召集“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等学者，“共参议得失”，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这种“讲学式编撰”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讲学”与“践行”结合。他“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朱子语类》），甚至“病中讲学不辍”，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讲学不息”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讲学”形式虽变，精神仍在。高校的“慕课”（ooc）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学《论语精读》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社区的“百姓讲堂”将学问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区“宣南文化讲堂”讲解胡同里的历史）；网络的“知识分享”平台（如知乎、得到）使“讲学”突破时空。这些实践证明，“讲学”仍是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