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第2页)

三、闻义不能徙：道义践行的怯弱

“闻义不能徙”的“义”，是“适宜”“应当”，《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徙”是“迁移”“践行”，即“见义而迁，如向义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闻义不能徙”是知义而不行，如“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

孔子本人“见义必徙”，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明知推行仁道艰难，仍“累累若丧家之狗”而不改其志（《史记?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盟而后出”相逼，孔子“与之盟”，但“出郭门，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遂去卫”（《孔子家语?困誓》），认为“要盟（强迫的盟约）非义”，毅然违背，这种“徙义”的果敢，展现了对道义的坚守。

“闻义不能徙”的危害，在历史中触目惊心。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大夫赵盾，“骤谏”灵公施暴而不听，却“未出境而返”，既知“谏是义”却“不彻底抗争”，最终灵公被杀，赵盾虽未动手，《春秋》仍书“赵盾弑其君”，因其“闻义不能徙”（《左传?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桧，明知“抗金是义”却“主和”，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因私利放弃大义，沦为千古罪人，印证了“徙义”的重要性——义是行为的底线，失守则沦为不义。

“闻义能徙”的典范，首推子路。他“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蒯聩之乱”中，子路本已逃离，却因“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返回，战斗中“冠缨绝”，仍说“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践行“忠义”，孔子闻之“哭之恸”，说“自吾有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汉代的苏武，“闻义能徙”于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虞常谋反”受牵连，单于“欲降之”，以“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相逼，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又“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苏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始终坚守“忠君爱国”之义，这种“徙义”的坚韧，使他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是“闻义能徙”的绝唱。元军南下时，他“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兵败被俘后，元世祖“以宰相相许”劝降，文天祥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传》），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最终“临刑殊从容”，践行了“舍生取义”的誓言。

当代的“闻义能徙”，表现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员“逆行火场”救人（如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员），是“勇义”；医生“驰援疫区”抗疫（如钟南山84岁奔赴武汉），是“医义”；普通人“见义勇为”（如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是“侠义”。这些行为证明，“徙义”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不善不能改”的“不善”，是“过失”“缺点”，《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的“过”；“改”是“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过则改”。孔子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过则改之”，“不善不能改”是“知过而不改”，如“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矢之曰”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未能教好弟子”。这种“改过”的自觉，使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强谏纣”，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自负才学”，臣下“有谏者辄杀之”，如“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大兴土木、三征高丽”是错却“执迷不悟”，最终“江都兵变”被杀，印证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龙颜大怒”，仍“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从谏如流”的改过，成就了“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记载有误，司马光“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改过”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质疑，徐光启“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当代的“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自我批评”提升（如企业员工的“复盘会”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产品迭代”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iphone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制度完善”纠正偏差（如中国“收容制度”的废除与“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

五、四忧相连：孔子忧虑的深层逻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修德是根基，无德则学、义、改皆失方向；讲学是途径，不学则德无进、义不明、改无据；徙义是实践，不义则德为空、学无用、改无标；改过是保障，不改则德难进、学难深、义难行。孔子的忧虑，正在于这四者的断裂——缺一则链条断，缺四则修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