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闻韶忘味：乐的极致(第2页)
对比《武》乐的“未尽善”，更显《韶》乐的政治意义。《武》乐歌颂周武王伐纣，虽“尽美”（艺术形式完美）却“未尽善”（包含征伐暴力），孔子认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理想政治应如《韶》乐般“揖让”而非“征伐”。这种区分影响深远，汉代《乐记》进一步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将《韶》乐的“和”与《武》乐的“序”统一，却仍以“和”为最高境界，正如孔子“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政治主张。
音乐对社会秩序的实际影响，在历史中多有体现。《史记?乐书》记载“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黄帝作《咸池》“以祭地示”，颛顼作《承云》“以祭上帝”，音乐成为沟通天人、治理社会的工具；春秋时期“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以诸侯身份用天子乐舞，孔子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音乐的僭越预示政治的混乱，这与他欣赏《韶》乐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音乐的合礼与越礼，直接关联社会的治与乱。
四、孔子的艺术观：美善合一的极致追求
孔子的艺术观以“文质彬彬”为核心，《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道德本质，“文”是艺术形式，二者需平衡。《韶》乐“尽善尽美”正是“文质彬彬”的艺术体现，而“闻韶忘味”则是这种平衡带来的精神震撼——当艺术形式（文）与道德本质（质）完美融合，便能产生超越物质的力量，正如《周易?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艺术的终极目的是教化育人。
孔子对“乐”的实践与传播，贯穿其一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将《诗经》谱曲演唱，使其“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的情感通过音乐传递；他教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音乐是人格完成的最后阶段；晚年“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整理音乐典籍以恢复正统，可见他将音乐教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孔子的“乐教”理念，包含“情感陶冶”与“理性节制”的双重维度。《论语?先进》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皙言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的“咏而归”正是音乐化的生活，体现“乐”的情感陶冶；同时孔子反对“郑声淫”（《论语?卫灵公》），因郑声过度放纵情感，缺乏理性节制，这种“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的态度，体现艺术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艺术观对后世的影响，形成“礼乐传统”。孟子发展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强调音乐的教化力量；荀子在《乐论》中系统阐述“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认为音乐能“和民心”“一民心”；董仲舒提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将音乐纳入“天人感应”体系；宋明理学虽重“理”轻“情”，却仍承认“乐者，天地之和气也”（周敦颐《通书?乐上》），可见孔子“美善合一”的艺术观始终是中国美学的主线。
五、历史回响：艺术沉醉的多样呈现
季札观乐的“叹为观止”，与孔子闻韶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听到《颂》时叹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种对音乐与道德统一的赞叹，与孔子“尽善尽美”的评价如出一辙，证明优秀艺术能引发不同时代智者的共同感动。
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展现艺术共鸣的极致。《列子?汤问》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江河”，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这种“知音”的感动虽不涉及道德，却与“闻韶忘味”同属艺术带来的心灵契合——艺术能超越语言，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直接的精神连接，正如《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音乐的“同”能消除隔阂，产生深度共鸣。
嵇康的“广陵散绝”，演绎艺术与气节的悲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临刑前“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他对《广陵散》的珍视，与孔子对《韶》乐的沉醉本质相同——艺术成为精神气节的象征，即使面临死亡，艺术的尊严仍不可侵犯，这种“宁为玉碎”的态度，是对孔子“成于乐”的极端践行。
杜甫的“朱门酒肉臭”与“感时花溅泪”，体现艺术感知的道德维度。安史之乱中，杜甫听到《霓裳羽衣曲》的残音，写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音乐的美感与战乱的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使他对艺术的感知始终与民生疾苦相连。这种“乐与悲通”的体验，是孔子“乐与政通”的发展——艺术的沉醉不应脱离现实的苦难，而应成为关怀民生的动力，正如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艺术感知与道德关怀融为一体。
苏轼的“大江东去”，展现艺术超越个人悲喜的力量。被贬黄州时，他夜游赤壁，听“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既是眼前景，也是心中情，这种艺术创作让他从“乌台诗案”的创伤中走出，获得精神超脱。苏轼的“忘忧”与孔子的“忘味”虽情境不同，却都证明艺术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艺术的极致在于让人超越得失，获得心灵自由。
六、乐与心通：艺术影响的神经与心理机制
现代神经科学发现，音乐能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产生类似美食的愉悦感，却更持久。美国神经科学家罗伯特?扎托雷通过fri研究发现，聆听喜爱的音乐时，大脑的“伏隔核”（负责奖赏与愉悦）会释放多巴胺，强度与吃巧克力相当，但持续时间更长，这解释了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生理基础——音乐带来的神经愉悦感压制了味觉的愉悦信号，形成“注意力转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