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学易无过：夫子的晚年之愿(第2页)
子夏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回忆：“夫子读《易》，常至深夜，吾辈轮流守夜，见韦绳磨断，就取新绳请夫子暂歇，夫子总说‘再读三卦’，往往又是一个时辰。” 有次编连竹简，子贡发现 “豫卦” 的竹片比其他卦薄了近半，显是被反复摩挲所致，上面还有夫子指甲刻的浅痕，正是 “豫，利建侯行师” 的 “利” 字。
孔子学《易》的方法，体现在 “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的工作中。“序” 是整理、阐释，他为《易》的彖辞（判断一卦吉凶）、象辞（解释卦象爻象）作注，融入儒家思想。如《文言》对 “乾卦” 的解读：“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将卦象与 “仁礼义” 结合，使《易》从占卜之书变为修身指南。
他的批注常结合亲身经历。“恒卦” 九三爻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旁边有他的小字批注：“南子见我，子路不悦，此之谓也。”—— 指见南子后子路的不满，反思自己虽 “礼不可废”，却未及时与弟子沟通，这便是 “不恒其德” 的小过。
“睽卦”“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他批注：“吾与晏婴，道不同而相敬，此睽而能合也。”—— 对齐国大夫晏婴虽反对儒学却能尊重他的回忆，说明 “和而不同” 的智慧。
这种 “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创造，影响深远。他去世后，弟子们将这些批注汇编，便是后来的《易传》（十翼），让《周易》从卜筮之书彻底升华为哲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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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把《易》的思维教给弟子。子夏问《诗》中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答 “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用绘画先有白底再有彩绘，类比 “礼后乎仁”，这种 “观物取象” 的联想，正是《易》“触类而长之” 的方法。子夏后来成为 “《诗》教” 大家，与这种思维训练密不可分。
他告诫子路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则是对 “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 的实践 —— 行事需谨慎如踩虎尾。某次子路说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他便翻到 “兑卦”“君子以朋友讲习” 说：“你这慷慨是好的，但也要懂‘和兑，吉’，和悦待人才能长久。”
四、无大过矣：改过迁善的人生境界
“无大过” 的智慧，在孔子处理 “陈蔡之困” 时显现。鲁哀公四年，孔子一行被陈蔡大夫围困，“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孔子家语?在厄》），野菜汤里连米粒都没有。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 “固穷” 不是硬扛，而是《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 的体现 —— 坚守道义就不算真困。
他还趁机给弟子讲学，“讲诵弦歌不衰”，将危机转化为教学机会。子羔问 “困卦” 九二爻 “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大咎”，他笑着说：“现在我们虽无酒食，却有《诗》《书》，这也是‘享祀’啊 —— 祭祀祖先要用心，求学问道也要用心。” 这种在困境中守常知变的智慧，避免了 “穷则滥” 的大过。
对比 “过犹不及” 的中庸之道，更见 “无大过” 的精妙。《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 是冒进，子张行事总想 “惊世骇俗”，如在丧礼上 “存鲁、乱齐” 后仍大张旗鼓，便是 “过”；“不及” 是退缩，子夏在莒父为官却 “无所作为”，便是 “不及”。
孔子学《易》后更明白，“中” 不是固定的点，而是 “时中”——《周易?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根据时机调整行为。他在鲁国时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论语?乡党》），是 “邦有道” 的恭谨；在卫国见灵公怠政，便 “去卫过曹”（《史记?孔子世家》），是 “邦无道” 的避祸，这种 “时中” 让他始终 “免于刑戮”，正是避免大过的关键。
“无大过” 的核心是 “见几而作”。《周易?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几” 是错误的萌芽。孔子任鲁国司寇时，见季氏 “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立刻批评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是舞蹈行列，天子八佾（六十四人），大夫四佾，季氏用八佾，是 “大过” 的开端，必须及时制止。
他反对 “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因这是诸侯祭天的礼仪，大夫为之就是 “僭越” 的 “几”。当时冉有说 “不能救也”，他便叹 “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连泰山之神都比季氏懂礼，这种讽刺正是对 “见几” 的坚持。
孔子晚年总结一生，对 “过” 有了更深理解。他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年轻时志向虽纯，却难免 “好勇过我”（《论语?先进》）—— 如在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召他时，竟想 “往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后经子路劝谏才止，这是 “过”；
“三十而立”，确立了人生方向，却在仕途中有 “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的急躁 —— 任中都宰时想三个月就推行周礼，被冉有劝 “循序渐进”，才修正策略；
“四十而不惑”，虽明事理，却仍有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的短视 —— 在卫国曾因 “卫灵公与夫人同车” 而愤然离去，后反思 “邦无道，不废足矣”，不必过于刚烈；
直到 “五十而知天命”，学《易》后才渐悟 “穷则变，变则通”，能在变化中守住根本，这或许就是他感叹 “可以无大过矣” 的底气。
五、历史回响：学易修身的传承谱系
荀子的 “善假于物”，将孔子学易精神务实化。《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他学《易》不重卦象，而取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精神，发展出 “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积极思想 —— 不是被动顺应规律，而是主动利用规律。
他在稷下学宫讲学时，常以 “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 鼓励学生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某次讲解 “革卦” 九五爻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他指着窗外的桑树说：“你看这桑叶，春天嫩绿，秋天枯黄，这就是‘革’，但养蚕人能从中得丝，这就是‘制天命’。” 将《易》的变化观转化为学习动力，让弟子们明白 “学易” 不是空谈，而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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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 “得意忘言”，深化学易的思辨维度。三国时期的王弼注《周易》，提出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主张透过卦象（言、象）把握本质（意）。他解读 “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不纠结 “元” 的文字，而强调 “万物之始，莫盛乎乾” 的本体意义。
某次他与何晏论学，指着《周易》竹简说：“若执着于绳墨（文字），失其大象矣。” 他注 “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 “坤者，顺也，顺乾之性也”，将 “坤” 的 “顺” 解读为对 “乾” 的配合，而非被动服从，这种辩证思维与孔子 “观其德义” 一脉相承，让《易》从术数升华为哲学。
程颐的 “格物致知”，将学易与理学融合。北宋程颐着《伊川易传》，认为 “学《易》者，必明此理，乃能乐天正命”。他主张 “格物致知”—— 通过研究事物（包括《易》卦）获得知识，达到 “知天命”。
某次弟子问 “如何无大过”，他举 “益卦”“风雷，益” 说：“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如雷风交加，万物生长，改过才能进步。” 他自己被贬涪州时，仍 “日讲《易》于北岩”（《宋史?程颐传》），在 “困卦” 批注中写下 “君子处困，守正而俟命”，正是对 “无大过” 的践行。他还将《易》的 “时中” 发展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显僵化，却延续了 “守常知变” 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