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第3页)
朱熹的“格物致知”，发展了“敏以求之”的方法论。南宋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主张“即物而穷其理”（《大学章句》），通过研究事物来获得知识。他认为“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朱子语类》），这种“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积累，与孔子“敏以求之”的精神一致。
朱熹编纂《四书章句集注》时，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详细注释，既参考汉唐注疏，又融入自己的理解，使传统智慧适应时代需求。他强调“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敏以求之”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大众化。他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强调“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正是对孔子“学思结合”“学行结合”的继承与发展，成为后世书院教育的典范。
六、好古敏求的当代价值：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好古”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当代社会有着生动体现。当今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昆曲、古琴、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孔子“好古”的精神一脉相承，不是为了将传统封存为古董，而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实现创新发展。昆曲《牡丹亭》在保留核心唱腔和剧情的基础上，采用现代舞台技术，使“游园惊梦”的场景更加唯美，吸引了年轻观众；古琴艺术通过与现代音乐元素结合，创作出新的曲目，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活力。
故宫博物院的“让文物活起来”实践尤为典型。通过数字化技术，故宫将“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珍贵文物转化为数字资源，观众可以在线上高清浏览画作的细节；通过“故宫文创”，将文物中的图案和元素转化为文具、服饰等生活用品，使古代文化融入现代生活；通过“养心殿数字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走进”养心殿，体验古代帝王的生活场景。这些实践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好古”与“知今”的结合，正如孔子整理古籍是为了传递智慧，当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为了让传统智慧服务于现实生活。
“敏以求之”对终身学习的指导，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迅速，“终身学习”成为每个人的必要选择，孔子“敏以求之”的精神提醒我们，无论年龄与职业，都应保持学习的热情。在线教育的发展，如慕课（ooc）、微课等，让知识获取更加便捷，人们可以像孔子“学无常师”那样，随时随地向不同的老师学习。例如，一个农民可以通过手机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一个退休老人可以在线学习绘画和音乐，这种持续学习的态度，是应对时代变化的重要能力。
“非生而知之”对教育公平的意义，在当代教育实践中得到延续。孔子“有教无类”的理念，体现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无论出身、天赋如何，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特殊教育的发展，为有障碍的学生提供了适合的教育方式，帮助他们通过学习实现自我价值；职业教育的完善，为不同兴趣和能力的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这些实践证明，“非生而知之”的信念在当代依然具有生命力——天赋差异不是限制，努力和合适的教育方法才是决定因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其核心正是孔子“学而知之”的理念。
七、历史人物的求知实践：好古敏求的生动例证
王充的“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生动践行了“敏以求之”的精神。《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年轻时，他因家境贫寒无法购买书籍，便经常到洛阳的书市看书，书市上的书籍种类繁多，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从历史着作到天文历法，他都广泛阅读，并且过目不忘。这种“敏以求之”的勤奋，使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
撰写《论衡》时，王充“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后汉书?王充传》），在门窗和墙壁上都放置笔和刀，随时记录自己的思考。《论衡》的核心思想是“疾虚妄”，批判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和对儒家经典的僵化理解。例如，针对“天人感应”的说法，他在《自然篇》中说“天道自然，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认为自然界的灾异是自然现象，不是上天对人的惩罚；针对“人死为鬼”的观念，他在《订鬼篇》中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这些观点的提出，需要广泛的知识和独立的思考，正是“敏以求之”的结果。
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继承了“好古敏求”的经世精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清史稿?顾炎武传》），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书籍，随时学习。他游历各地时，“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清史稿?顾炎武传》），将古籍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例如，他在《日知录》中考证“郡县制”的起源，不仅查阅《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实地考察各地的地方志和碑刻，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日知录》的撰写“积三十余年乃成”，顾炎武在《日知录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这种严谨的态度，使该书成为考据学的经典着作。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这种将知识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与孔子“学而时习之”的实践理念一脉相承，是“好古敏求”在明清时期的生动体现。
钱钟书的“横扫清华图书馆”，演绎了“敏以求之”的现代版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钟书以“横扫清华图书馆”闻名，广泛阅读中外典籍，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哲学，从中国典籍到西方着作，无不涉猎。他的同学回忆，钱钟书看书速度极快，并且过目不忘，常常能引用书中的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过目不忘”的背后，是“敏以求之”的勤奋——他不仅阅读书籍，还做了大量笔记，将不同书籍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联系，形成自己的思考。
撰写《管锥编》时，钱钟书对《周易》《毛诗》《左传》等古籍进行了深入阐释，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视角。例如，在分析《诗经?卫风?氓》时，他不仅引用《诗经》的相关篇目进行比较，还参考了西方文学中的类似主题，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诗歌，展现了“好古”与“知今”、中国与西方的对话。这种对知识的贪婪追求和广泛涉猎，与孔子“敏以求之”“学无常师”的精神高度一致，证明“好古敏求”的求知态度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八、好古与敏求的辩证：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好古”与“创新”的统一，是孔子求知观的精髓所在。“好古”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从传统中获得新的启发；“敏以求之”不仅是学习过去的知识，更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孔子对周礼的“损益”（《论语?为政》），就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保留周礼中合理的部分，如“敬德保民”的核心思想；改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如简化繁琐的礼仪形式，使其更易于实践。这种“继承中创新”的态度，使传统智慧能够与时俱进，正如《周易?系辞》所说“变通者，趋时也”，根据时代需求进行变通，是传统得以延续的关键。
“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平等性，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孔子否认“生而知之”，强调“学而知之”，使知识从少数“圣人”的专属变为大众可及的资源，这种平等观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在当代社会，这种平等观体现为信息的公开和知识的共享，互联网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便捷地获取知识，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少，都有学习的机会。这种知识的民主化，正是对孔子“有教无类”理念的继承与发展，证明“学而知之”的信念能够打破各种形式的知识垄断。
“敏以求之”中的“方法”与“态度”同样重要。孔子的“敏”不仅是勤奋的态度，还包括科学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学而时习之”注重实践的价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提倡向他人学习的谦逊。现代学习方法如思维导图、小组讨论、项目式学习等，都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它们不仅强调勤奋，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例如，思维导图通过梳理知识的结构和联系，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项目式学习通过完成实际项目，将知识应用于实践，这些方法与孔子的“学思结合”“学行结合”一脉相承，证明有效的学习方法是跨越时空的智慧。
九、终极意义：求知即存在的方式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的终极意义，在于将求知视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孔子的一生是求知的一生，从少年时“入太庙每事问”到晚年“韦编三绝”，求知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内容。他的存在价值，通过求知与传承知识得以体现，正如《周易?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持续不断的求知与实践，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和实现。
从孔子的竹简到当代的互联网，求知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好古敏求”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知识不是天生的馈赠，而是后天努力的果实；传统不是前进的障碍，而是创新的根基；勤奋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成长的阶梯。无论是翻阅古籍还是浏览网页，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实践探索，我们都是在延续孔子的求知之路，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好古敏求”。
孔子的求知自白，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了后人的求知之路。当我们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当我们在实验室反复实验时，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反思时，都是在践行“好古敏求”的精神——不是为了成为全知全能的圣人，而是为了在求知中完善自我；不是为了固守传统的形式，而是为了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正如那被孔子反复摩挲的《尚书》竹简，虽已泛黄脆弱，却因无数求知者的触摸而获得永恒的生命，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正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