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第2页)
“敏以求之”不仅体现为勤奋，更注重方法的得当，包括“学思结合”与“学行结合”两个方面。《论语?为政》中，孔子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与思考缺一不可。他在研究《周易》的“困卦”时，不仅诵读“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的卦辞，更结合自己在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经历，思考困境中坚守道义的意义，最终领悟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的道理。这种将书本知识与人生经验相结合的思考，使学习不再是机械的记忆，而是智慧的生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中的“习”，不仅是复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实践应用。孔子学礼之后，“入太庙每事问”，通过参与祭祀典礼来实践礼仪知识；学乐之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与他人唱歌时，若对方唱得好，必定请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唱，在实践中深化对音乐的理解。他教导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如果熟读《诗经》却不能用于政务和外交，再多的知识也无用，这种“学行结合”的方法，使“敏以求之”避免了沦为书呆子的危险。
“敏以求之”的动力，源于“任重道远”的使命感。《论语?泰伯》中，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使命感同样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承礼乐文化的责任。鲁定公十四年，因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而“三日不朝”，孔子意识到在鲁国推行礼乐的希望渺茫，便毅然离开，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路。途中“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多次遭遇危险，却始终“讲诵弦歌不衰”。在陈国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愤怒地质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平静地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然后继续为弟子讲学，将困境转化为教学机会。这种在逆境中的坚持，是“敏”的最高体现——不因环境艰苦而放弃求知，不因道路坎坷而改变初衷。
对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懒惰，更能凸显“敏以求之”的价值。孔子斥责那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人，认为他们浪费生命，如同《荀子?劝学》中所说的“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因浮躁而一事无成。而孔子“敏以求之”，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求知与传承中，使生命在知识的传递中获得永恒。《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种在学习中不断发现不足、在教学中不断克服困惑的过程，正是“敏以求之”的生动写照。
四、孔子的求知之路：从少年到晚年的践行
孔子少年时的求知，带着底层生活的坚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年轻时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做过管理仓库和牲畜的小吏。管理仓库时，他“料量平”，计算粮食出入准确无误；管理牲畜时，他“畜蕃息”，使牛羊繁殖兴旺。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培养了他严谨细致的态度，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知识。每当鲁国举行祭祀典礼，他总是想方设法参与，“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对礼器的摆放、乐舞的编排、祝词的内容都详细询问，即使遭到他人嘲笑也毫不在意。这种在卑微处境中依然保持求知渴望的精神，为他“敏以求之”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的周游求学，拓宽了孔子的知识边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年轻时到洛阳向老子请教礼学。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掌管王室典籍，对周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告诫孔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种审时度势的处世智慧，丰富了孔子对“礼”的理解——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更要顺应时势。离开洛阳前，老子送别孔子时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话语中的谦逊与内敛，对孔子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向老子问礼，孔子还向苌弘学乐。苌弘是周王室的大夫，精通音律，孔子向他学习“韶乐”和“武乐”，后来在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种对音乐的痴迷，正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他还“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师襄子是鲁国着名的乐师，孔子向他学习弹琴，从熟悉曲调、掌握技法到领悟情感、体会人格，层层深入，这种“学无常师”的态度，使他能够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年时的教学相长，深化了孔子对知识的理解。三十岁左右，孔子开始创办私学，“有教无类”的理念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弟子。教学过程中，弟子们的提问常常促使他深入思考，如子路问“勇”，他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他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颜回问“仁”，他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些针对性的回答，既是对弟子的教导，也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与深化。
《论语?先进》中记载的“各言其志”场景尤为典型。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表达了治国、理财、司仪的志向，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种对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他平日强调的“克己复礼”形成互补，弟子的志向促使他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使他的知识与思想不断丰富。
晚年时的整理古籍，是孔子“好古敏求”的最终完成。鲁哀公十一年，六十八岁的孔子回到鲁国，此后不再周游列国，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献。他“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对《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系统整理，使其成为儒家经典。其中，《春秋》的编纂尤为用心，“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传递“微言大义”，如“践土之会”中，晋文公召周天子到践土，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便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以维护君臣之礼。这种对历史的“春秋笔法”，使古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价值的传递者。
整理古籍的过程充满艰辛。《诗经》的竹简散乱无序，需要辨别真伪、去重存精；《尚书》的文字古奥难懂，需要考证注释；《礼记》的礼仪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论语?述而》记载他“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感叹自己衰老，连梦见周公的次数都少了，但他依然坚持工作，“韦编三绝”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晚年的勤勉，使他“好古敏求”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与传承，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历史回响：好古敏求的传承谱系
颜回的“不违如愚”，是“敏以求之”的专注体现。《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在课堂上对孔子的话从不提出异议，看似愚笨，课后却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举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讲解“仁”的含义，颜回问：“请问其目。”孔子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这种将知识付诸实践的决心，使他能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将知识内化为品德。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正是因为他的“敏”不是口头上的回应，而是内心的领悟与实践，这种“敏以求之”的专注，成为后世学者的榜样。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继承了“好古敏求”的史学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幼学习古代文献；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通过实地考察印证古籍记载。在会稽，他探寻大禹治水的遗迹；在长沙，他凭吊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参观孔子故居，“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这种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孔子“好古敏求”一脉相承。
撰写《史记》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对于黄帝的传说，他“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选取可信的部分；对于不同说法，如“禹兴于西羌”“禹生于石纽”等，他进行多方比对后再下结论。这种严谨的态度，使《史记》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着，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正是“好古敏求”精神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郑玄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展现了“好古”的包容。东汉时期，经学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今文经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注重文字训诂，两派相互攻击，难以统一。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汉书?郑玄传》），学习今文经；后又西入关中，从马融学古文经，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仍“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后汉书?郑玄传》），最终因解答“浑天说”的疑难而得到马融的赏识。
学成之后，郑玄融合今古文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注遍群经。他注《诗经》时，既采用古文经的文字训诂，又吸收今文经的义理阐释；注《周礼》时，结合《礼记》《仪礼》的相关内容，使零散的礼仪规定系统化。这种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使经学从纷争走向统一，正如《后汉书?郑玄传》所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种“好古”的包容与系统，是对孔子“删《诗》《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