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论孔子眼中的圣人与有恒者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在儒家思想的璀璨星河中，孔子对人格境界的探讨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这两句流传千年的箴言，不仅是孔子对自身所处时代人格现状的感慨，更蕴含着对后世之人修身立德的深刻期许。它们如同两把标尺，一端丈量着遥不可及的理想人格 —— 圣人与善人，另一端则为普通人指明了切实可行的修行方向 —— 成为君子、坚守有恒。今天，我们便循着孔子的话语，深入探寻这些人格境界的内涵，剖析 “有恒” 的价值与当下意义，在古今对话中寻找修身立业的智慧。
一、圣人：遥不可及的理想人格标尺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当孔子说出这句话时，语气中或许带着一丝遗憾，却更藏着对 “圣人” 这一人格境界的敬畏与精准界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人” 并非简单的道德完人，而是集道德、智慧、功业于一身，能够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万民的至高存在。他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人类文明的方向，却又因境界之高，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理想标杆。
要理解 “圣人” 的内涵，我们需回溯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提及的圣人典范。在孔子心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便是 “圣人” 的代表。尧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不私天下，将帝位禅让给贤能的舜，开创了 “禅让制” 的佳话；舜帝以孝闻名，面对家人的屡次加害仍坚守孝道，即位后又广纳贤才、治理水患，让百姓安居乐业；大禹为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血终使天下水患平息，百姓得以安居耕作。这些圣人的共同特质，在于他们始终以 “天下为公” 为念，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天下百姓的福祉紧密相连，用毕生的行动践行着 “仁爱” 与 “正义”，最终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孔子为何会说 “吾不得而见之矣”？这并非否定圣人的存在，而是源于他对 “圣人” 标准的严苛，以及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诸侯们多以权谋私、征战不休，鲜有人能像古代圣人那般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阶层中，虽有部分人追求道德修养，却也难以达到圣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境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渴望找到一位能推行仁政、复兴周礼的君主，却始终未能如愿。他见过太多追逐名利、漠视道德的人，也深知成为圣人不仅需要极高的道德修养，更需要契合的时代机遇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因此，“不得而见之” 既是对时代的感慨，也凸显了 “圣人” 人格的至高性与稀缺性。
在现代社会，“圣人” 的概念或许不再像古代那样与政治功业紧密绑定，但它所蕴含的 “无私奉献”“造福他人” 的核心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我们虽难以达到古代圣人那般的至高境界，却可以将 “圣人精神” 作为自身修养的终极目标。例如，“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计个人名利，将毕生心血投入到造福人类的事业中，虽未被称为 “圣人”，却用行动诠释了圣人 “博施于民” 的精神内核；“抗疫英雄” 钟南山，在疫情肆虐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抗击疫情指明方向，他身上体现的 “担当精神” 与 “为民情怀”，也与圣人的 “仁爱” 思想高度契合。这些人虽非传统意义上的 “圣人”，却在各自的领域践行着圣人的精神，成为现代社会中 “圣人精神” 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二、君子：触手可及的道德实践典范
相较于遥不可及的圣人，孔子认为 “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表明 “君子” 是一种更贴近现实、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人格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 并非指身份地位的高贵，而是指具有良好道德修养、言行合乎礼仪规范的人。他们以 “仁” 为核心，以 “礼” 为准则，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在人际交往中坚守原则，成为社会道德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君子” 的内涵丰富而具体，散见于《论语》的诸多篇章中。孔子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表明 “君子” 首先要注重根本，而 “孝悌” 便是 “仁” 的根本。在家庭中，君子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亲情为基础培养自身的仁爱之心；在社会交往中，孔子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能够在与他人相处时保持和谐的关系，却不盲目附和他人的观点，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在个人修养方面，“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谨慎，不轻易许诺，却能以行动践行自己的承诺，注重言行一致；在面对利益与道义的抉择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始终将道义放在首位，不为个人利益而违背道德准则。
这些关于 “君子” 的论述，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为普通人提供了清晰的修身路径。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们便是 “君子” 人格的践行者。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虽生活贫困，却始终坚守道德修养，潜心向学，成为孔子眼中 “君子” 的典范；子路性格直率，却始终坚守正义，在卫国发生动乱时，他为维护礼法而挺身而出，最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君子的 “担当精神”；子贡善于言辞，却始终以 “仁” 为准则，在经商过程中坚守诚信，同时积极传播孔子的思想，成为连接孔子与各国诸侯的重要桥梁。这些弟子们虽各有特质，却都在努力践行 “君子” 的道德规范，成为当时社会中道德修养的标杆。
在现代社会，“君子” 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道德修养方式，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能够坚守道德底线，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例如，在职业领域，“君子” 精神体现为爱岗敬业、坚守职业道德。许多医生在面对疫情或疑难病症时，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以专业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救治患者，他们便是职业领域中的 “君子”；在商业领域，一些企业家坚持诚信经营，不制假售假，不偷税漏税，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用行动诠释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乐于助人、尊重他人、坚守公序良俗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 “君子” 的道德规范。这些人或许平凡，却因坚守道德而成为社会中的 “微光”，汇聚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三、善人：介于圣人与君子之间的道德境界
在谈论完圣人与君子后，孔子又提及 “善人”，并同样发出 “吾不得而见之矣” 的感慨。那么，“善人”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境界？它与圣人、君子又有何区别与联系呢？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善人” 是介于 “圣人” 与 “君子” 之间的一种道德境界。他们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能够自觉践行 “仁” 的理念，行善积德，却尚未达到圣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至高境界，也不像君子那样注重以 “礼” 规范自身言行，更侧重于道德行为的自然流露。
孔子对 “善人” 的论述虽不如 “圣人”“君子” 那般详尽，却也能从《论语》的零星记载中窥见其核心特质。“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这句话表明 “善人” 的道德修养高于 “有恒者”，他们能够长期坚持行善，却又因未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而难以得见。此外，孔子曾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这说明 “善人” 若从政，能够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与善政，消除残暴的行为，使社会达到较为和谐的状态。他们虽不能像圣人那样在短时间内推动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却能以持久的道德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改善社会风气。
“善人” 与 “圣人” 的区别在于，圣人不仅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更有卓越的智慧与领导才能，能够在关键时刻推动社会进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 “善人” 虽有高尚的道德，却缺乏圣人那般的功业与影响力，他们的善行更多体现在个人层面或局部范围内。“善人” 与 “君子” 的区别则在于，君子注重以 “礼” 规范言行，强调 “克己复礼为仁”，将道德修养与礼仪规范紧密结合；而 “善人” 更侧重于内心的善良与道德行为的自然流露，不刻意追求礼仪的形式，却能在行动中自然体现 “仁” 的精神。
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许多被后人视为 “善人” 的人物。例如，东汉时期的郭巨，为了供养母亲，不惜准备埋掉自己的儿子，虽其行为在现代看来有些极端，却体现了他对母亲的孝顺与无私的爱，是古代社会中 “善人” 的代表之一；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不仅自身道德高尚，还积极兴办教育、救济灾民，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善” 的理念，虽未达到圣人的境界，却也成为后世敬仰的 “善人” 典范。这些人物虽身处不同时代，却都以自身的善举影响着周围的人，为社会道德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现代社会，“善人” 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鼓励人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善成德，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他人、改善社会。例如，那些长期参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他们不计回报，默默奉献，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捐赠书籍、为孤寡老人提供照顾、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他们便是现代社会中的 “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助人的普通人，看到他人遇到困难时主动伸出援手，看到不文明行为时勇敢制止，他们的行为虽平凡，却也是 “善” 的体现。这些 “善人” 的存在，让社会充满了温暖与正能量，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