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论孔子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智慧(第2页)

三、“斯仁至矣”：“仁” 的实现路径是 “知行合一” 的日常实践

“我欲仁，斯仁至矣” 中的 “斯仁至矣”，并非指 “仁” 会凭空出现，而是指当个体有了 “欲仁” 的意愿后，通过日常的 “知行合一” 的实践，“仁” 便会逐步显现、最终实现。在孔子看来，“仁” 的实现没有捷径，也不需要等待特殊的时机或条件，而是要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件小事中践行 “仁” 的准则，将 “欲仁” 的意愿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动，最终达到 “仁至” 的境界。

（一）“仁至” 的起点：从 “孝悌” 开始的家庭实践

孔子认为，“仁” 的实现需要从家庭开始，“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 “仁” 的根本与起点。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个环境，也是道德实践的第一个场所，一个人若在家庭中不能践行 “孝悌”，便难以在社会中践行 “仁” 的其他规范；反之，若能在家庭中做到 “孝悌”，便能将这份关爱与尊重推及他人，逐步实现 “仁” 的扩展。

“孝悌” 作为 “仁” 的起点，体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动，只需细微的关怀与坚守。例如，“孝” 并非指给父母提供奢华的物质生活，而是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有事情，晚辈主动承担；有酒食，先让长辈享用），是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不远离家乡，若要远行必告知去向），是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记住父母的年龄，既为他们长寿而高兴，也为他们衰老而担忧）。这些行为都是平凡的家庭琐事，却蕴含着对父母的关爱与尊重，是 “仁” 的最初实践。

孔子的弟子闵子骞，便是以 “孝” 践行 “仁” 的典范。闵子骞幼年丧母，父亲再娶，继母虐待他，冬天只给他穿用芦花填充的棉衣，而给亲生儿子穿用棉花填充的棉衣。父亲发现后，想要休掉继母，闵子骞却劝阻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继母在，只有我一个人受寒；继母离开，三个孩子都会孤单）他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让家庭破裂，这份对继母的包容与对家庭的责任，正是 “孝” 的极致体现，也蕴含着 “仁” 的核心 —— 关爱他人、顾全大局。闵子骞的行为，并非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细微的包容与担当，诠释了 “孝” 的真谛，也让 “仁” 在家庭场景中落地生根。这种从家庭出发的 “仁” 的实践，如同播下的种子，会随着个体的成长不断蔓延，最终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在现代家庭中，“孝悌” 的实践同样是 “仁至” 的重要起点，只是形式随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例如，现代年轻人虽因工作原因常与父母异地，但通过定期视频通话关心父母健康、节假日回家陪伴父母、为父母学习智能设备使用方法等方式，践行 “孝” 的内涵；兄弟姐妹之间虽不再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在对方遇到工作压力、家庭困难时，主动倾听、提供帮助，践行 “悌” 的精神。这些行为虽没有古代 “服其劳”“馔酒食” 的形式，却同样蕴含着对家人的关爱与尊重，是 “仁” 在当代家庭中的具体体现。许多家庭和睦、家风优良的案例都证明，从 “孝悌” 开始的 “仁” 的实践，能让家庭成为个体道德修养的 “第一课堂”，为 “仁至” 奠定坚实基础。

（二）“仁至” 的延伸：以 “礼” 与 “信” 为核心的社会交往实践

当 “仁” 的实践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礼” 与 “信” 便成为重要的载体 ——“礼” 是 “仁” 在行为规范上的体现，“信” 是 “仁” 在人际交往中的底色。孔子强调 “克己复礼为仁”，认为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礼仪规范，能让 “仁” 的善意通过言行传递给他人；同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 “仁” 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诚信，“仁” 的关爱与尊重便会失去根基。

在社会交往中，“礼” 的实践体现在细微的言行举止中，是 “仁” 的外在表达。例如，与人交谈时专注倾听、不随意打断他人，是对他人的尊重；与人约定时准时赴约、不随意违约，是对他人的重视；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这些符合 “礼” 的行为，看似微小，却能让他人感受到善意与温暖，是 “仁” 在社会交往中的具体落地。孔子一生都注重以 “礼” 践行 “仁”，他 “入太庙，每事问”，对祭祀礼仪的尊重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与他人的敬畏；他与弟子交往时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既保持师长的威严，又给予弟子足够的尊重与关怀，让 “仁” 的温度通过 “礼” 的形式传递给身边的人。

“信” 的实践则是 “仁” 在社会交往中的内在支撑，是建立信任、维系关系的基础。孔子的弟子曾参每日 “三省吾身”，其中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便是对自己诚信的反思；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将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列为三大要素，且认为 “民无信不立”，将诚信置于比粮食、军队更重要的位置。这些都表明，“信” 是 “仁” 的核心内涵，没有诚信，“仁” 的关爱便会沦为虚伪的表演。在历史上，“商鞅变法” 中的 “徙木立信” 便是以 “信” 践行 “仁政” 的典范 —— 商鞅通过将木杆从城南移到城北并兑现五十金的承诺，建立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为后续变法的推行奠定了基础。这种 “信” 的实践，不仅体现了对民众的尊重，更蕴含着 “仁政” 的内核，让 “仁” 通过制度与行动传递给社会大众。

在当代社会，“礼” 与 “信” 的实践依然是 “仁至” 的重要延伸。例如，在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以礼貌的态度接待顾客、耐心解答疑问，是 “礼” 的实践，也是 “仁” 的体现；在商业合作中，企业坚守合同约定、不欺诈合作伙伴，是 “信” 的实践，也是 “仁” 的落地。“感动中国” 人物王顺友在乡村邮递工作中，不仅以 “敬业” 践行 “仁”，更以 “诚信” 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 ——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能按时将邮件送到收件人手中，这种 “信” 的坚守，让他成为乡亲们心中 “仁” 的化身。这些案例都证明，在社会交往中践行 “礼” 与 “信”，能让 “仁” 从家庭场景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实现 “仁至” 的进一步拓展。

（三）“仁至” 的升华：以 “责任” 与 “担当” 为核心的职业与社会奉献实践

当 “仁” 的实践从日常交往升华到职业坚守与社会奉献，便进入了 “仁至” 的更高境界 —— 此时的 “仁” 不再局限于个体间的关爱，而是扩展为对职业的责任、对社会的担当，体现为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崇高追求。孔子虽未直接提出 “职业精神” 的概念，但他强调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认为君子应将对 “道”（即 “仁” 的理想）的追求置于物质利益之上，这种思想正是 “仁” 在职业领域的体现。

在职业实践中，“仁” 表现为对职业的敬畏与责任，即 “敬业”。孔子曾说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热爱、对自己所服务的对象充满忠诚，便是 “仁” 的体现。例如，古代的工匠以 “匠心” 打造器物，追求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确保每一件作品都符合质量标准，这种对职业的敬畏与责任，正是 “仁” 在职业领域的落地；孔子自己作为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使命，对每一位弟子都悉心教导、因材施教，这种 “敬业” 的精神，让 “仁” 通过教育传递给更多的人。

在当代职业实践中，“敬业” 依然是 “仁至” 的重要体现。“时代楷模” 张桂梅在教育事业中，以 “让山区女孩有书读” 为使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教学一线，即便身体患病也从未放弃，这种对教育事业的责任与担当，是 “仁” 在职业领域的升华；“大国工匠” 徐立平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药面整形岗位上，以 “极致的专注” 完成每一次操作，避免了无数次安全隐患，这种对职业的敬畏与追求，也是 “仁” 的体现。这些职业从业者，虽身处不同的领域，但都以 “责任” 与 “担当” 践行着 “仁” 的理想，让 “仁” 通过职业实践服务于社会、奉献于大众，实现了 “仁至” 的升华。

当 “仁” 的实践扩展到社会奉献领域，便体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贡献，即 “利他” 与 “奉献”。孔子曾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足，也帮助他人立足；自己想要发展，也帮助他人发展，这种 “利他” 的思想正是 “仁” 在社会奉献领域的核心。例如，古代的仁人志士通过兴办义学、修建水利、救济灾民等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体现了 “仁” 的崇高追求；孔子周游列国，虽未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通过讲学、传播思想，为后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种对社会的奉献，正是 “仁” 的升华。

在当代社会，“利他” 与 “奉献” 的实践更是 “仁至” 的重要体现。“感动中国” 人物郭明义数十年如一日地无偿献血、资助贫困学生、帮助困难群众，累计献血 6 万多毫升，资助 180 多名贫困儿童，这种无私的奉献，让 “仁” 通过具体的行动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抗疫英雄” 钟南山在疫情肆虐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是 “仁” 的崇高体现。这些人物的实践，让 “仁” 从个体间的关爱升华到对社会的奉献，实现了 “仁至” 的最高境界，也印证了孔子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真理 —— 只要有 “欲仁” 的意愿，并将这份意愿转化为对职业的责任、对社会的担当，便能实现 “仁” 的崇高价值。

四、古今传承：“我欲仁，斯仁至矣” 智慧的历史延续与时代创新

孔子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智慧，并非局限于春秋时期，而是历经千年传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断诠释与创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仁学”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儒家的继承与发展，到宋明理学的深化与拓展，再到现代社会的创新与实践，这一智慧始终闪耀着人文光辉，为不同时代的个体修养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先秦至宋明：“仁学” 的深化与 “欲仁” 路径的拓展

在先秦时期，孔子的弟子及后世儒家学者对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智慧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进一步深化了 “仁” 的内涵，拓展了 “欲仁” 的路径。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继承了孔子 “仁” 的核心思想，提出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认为 “仁” 是人的本心，“欲仁” 便是回归本心的过程。他进一步提出 “求放心” 的概念，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实现 “仁”，是因为 “放其心而不知求”，即丢失了本心，而 “欲仁” 的过程便是 “求其放心”，通过反思与修养找回本心。孟子还将 “仁” 与 “仁政” 结合，认为统治者若有 “欲仁” 的意愿，便能推行 “仁政”，实现 “保民而王” 的目标，这种将个体 “欲仁” 与社会治理结合的思想，拓展了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应用范围。

荀子虽在人性论上与孟子存在分歧，认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他同样认可 “欲仁” 的重要性。荀子认为，人的本性虽恶，但通过 “化性起伪”（即通过教育与修养改变本性），可以实现 “仁” 的目标，而 “欲仁” 便是 “化性起伪” 的起点。他强调 “学不可以已”，认为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个体可以培养 “仁” 的品德，实现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的境界。荀子的思想，从 “后天修养” 的角度拓展了 “欲仁” 的路径，强调 “欲仁” 不仅需要主观意愿，更需要持续的学习与实践。

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对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智慧进行了进一步的哲学深化。程颢、程颐提出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认为 “仁” 是天地万物的本质，“欲仁” 便是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他们强调 “识仁” 的重要性，认为 “欲仁” 首先需要认识到 “仁” 的本质，然后通过 “存养” 与 “省察” 的功夫，保持 “仁” 的本心，实现 “仁至”。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提出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的修养路径，认为 “欲仁” 需要通过 “格物”（观察事物、探究规律）来 “致知”（认识 “仁” 的本质），再通过 “诚意”（坚定 “欲仁” 的意愿）、“正心”（排除杂念、专注 “仁” 的追求），最终实现 “仁至”。陆九渊、王阳明则提出 “心即理” 的思想，认为 “仁” 就在人的心中，“欲仁” 便是 “发明本心”，通过内心的反思与觉悟，直接实现 “仁至”。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 思想，更是与孔子 “我欲仁，斯仁至矣” 高度契合 —— 他认为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欲仁” 的意愿（知）必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行），才能真正实现 “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