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学界福音(第2页)

 次日清晨,郑教授迫不及待地铺开信纸,给周硕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

 他用工整的楷书写下了运用四法解决《春秋繁露》疑案的详细过程,随信附上了自己精心整理的异文对照表和推理笔记。

 在信的末尾,这位研究秦汉文献二十余年的教授,用略带颤抖的笔迹写道:“先生之法,实为古籍整理开辟新径。若能得先生指点一二,实为平生大幸。”

 那些由于心绪激荡而显得神采飞扬,甚至是潦草的字迹,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古籍工作者,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赤诚热爱,以及获得新的方法论的激动。

 令郑教授又惊又喜的是,仅仅三天后,他就收到了周硕的回信。

 更让他感动的是,回信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针对他提出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甚至还敏锐地指出了他推理中一个细微的疏漏。

 郑教授后来常对研究生们感慨:“周教授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这种学术胸襟,实在令人敬佩。”

 从此,郑教授成了校勘四法的忠实实践者和推广者。

 他在自己的研究团队中全面推行这一方法,还特意开设了研究生专题课程。

 最让他自豪的是,运用这套全新的“校勘四法”,成功解决了《盐铁论》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文本问题,这项研究成果最终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文史》上。

 在给周硕的第二封信中,郑教授深情地写道:“这套方法最大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工具,更是重塑了我们对待古籍的态度——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成说,既重视实证又敢于推理。”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学者对学术创新的由衷赞叹与感激。

 ……

 在江南某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内,研究员赵明远正对着一批新入藏的明代嘉靖刻本愁眉不展。

 修复室内恒温恒湿,柔和的光线从特制的防紫外线灯管中洒下,他戴着白色棉质手套,指尖轻触着泛黄脆弱的书页,生怕稍一用力就会让这些历经数百年的纸张再受损伤。

 这是一套《文选》残卷,共计二十三卷,其中七卷损毁严重。

 多处文字因虫蛀和水渍而漫漶不清,墨色深浅不一,有些字迹仅剩下些许淡痕。

 最令人头疼的是第六卷中《洛神赋》部分,关键句子中的“诗”字只剩左下角一点墨迹,难以辨认。

 当他读到《文献》杂志上周硕的文章时,激动得连手中的专业放大镜都差点滑落。

 “妙啊!这‘四法’环环相扣,正是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良方!”他忍不住拍案叫好,惊得隔壁工作间的同事探头来看。

 他指着那一页上模糊的“诗”字痕迹,喃喃自语:“对校法可查国图藏本和静嘉堂本,本校法可核《文选》固有体例,他校法可证《文心雕龙》等相关文献,最后用理校法结合六朝文风定其是非……”

 当晚,他在古籍部的老式台灯下埋头奋笔疾书,橘黄色的灯光映着他专注的面容。

 他给周硕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不仅详细描述了三个最棘手的案例,还精心绘制了损毁情况的示意图,甚至附上了高清扫描的书影和多光谱成像数据,恳切地请教该如何运用四法进行分析。

 信纸旁散落着他多次修改的草稿,纸篓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叠废纸。

 ……

 与此同时,在西北敦煌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资深研究员王教授正召集他的博士生们开会。

 沙漠的狂风猛烈拍打着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但室内每个人都全神贯注。

 投影仪上清晰展示着《历史研究》上的校勘四法示意图,光线在略显昏暗的会议室中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柱。

 “同学们,”王教授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手中的激光笔在幕布上轻轻晃动,“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了。这套方法对我们正在整理的敦煌写本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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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到幕布前,手指轻轻点着示意图上的四个环节,“特别是p.2001号写本中那个一直存疑的‘佛’字,历代学者各执一词,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套系统的方法来重新审视。”

 他特别指着“他校法”和“理校法”说:“比如这个‘佛’字,我们不仅可以参照同时期敦煌写本中的类似字形,还能结合唐代佛教文献的用字惯例,甚至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推理判断。”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激烈的讨论声,博士生们纷纷拿出笔记本记录,有人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研究中的类似案例。

 会后,沙漠的夜空已繁星点点,王教授却毫无倦意。

 他在会议结束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让团队用新方法重新检视材料,自己则留在办公室,给周硕发去一封邮件。

 邮件中不仅详细请教关于异文判断的具体标准,还附上了写本的高清数字图像和多角度拍摄的局部特写,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

 在邮件的最后,他写道:“先生之法,如暗室明灯,为我等敦煌学研究开辟新途。”

 ……

 而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间典雅公寓里,汉学家弗朗索瓦教授正激动地挥舞着最新一期的《文史》。

 他的中国妻子林静闻声从书房走来,手中还拿着一本校勘到一半的《庄子集释》。

 “亲爱的,你看这篇论文!”弗朗索瓦用流利的中文说道,手指轻抚着期刊页面,“这位周硕教授提出的校勘四法,简直是为我们正在做的《论语》法译本量身定做的!”

 他特别指着文章中关于“理校法”的部分,“我们最近正好在几个版本的异文判断上遇到困难,这个方法来得太及时了。”

 林静接过期刊,就着落地灯的暖光仔细阅读起来。

 作为同样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她敏锐地发现了中西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里关于文字形讹的论述,或许可以结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那批明抄本来验证。”

 她说着,走到书柜前取出一本笔记,“我记得我们在整理伯希和藏品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