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徐光启的“会通”之路(第3页)

 可此时的大明已风雨飘摇。崇祯十年，徐光启病重，躺在榻上仍翻看《几何原本》的后九卷译稿（利玛窦去世后未竟）。汤若望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放心，我必完成译事。”他喘着气摇头：“译书易，行世难。若世人只当西学是奇技淫巧，纵使译尽天下书，也无济于事。”临终前，他让儿子徐骥把《农政全书》的手稿献给朝廷，断断续续地说：“农为邦本，兵为邦卫，历为邦纪……三者得，国乃安。”

 徐光启去世后，葬在上海徐家汇（今光启公园）。汤若望在他墓前立了块石碑，用中德两种文字刻着：“他使西方学问在中国生根。”而那些他推广的番薯，在明末的饥荒里救了无数性命；《崇祯历书》成了清代《时宪历》的蓝本；他监造的火炮，后来在抵御外侮中派上了用场。

 有次汤若望在历局整理徐光启的遗物，发现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西学如涓涓细流，东学似浩渺江河，汇则成海，分则两伤。”这或许正是徐光启一生的追求——他不只是翻译者、传播者，更是那个试图让中西学问真正“会通”的架桥人。就像他在《农政全书》里写的那句：“穷理致用，不分中外，只为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