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徐光启的“会通”之路(第2页)

 除了修历，徐光启更牵挂的是民生。万历四十一年，他回上海老家丁忧，见江南大旱，稻田龟裂，老农们跪在龙王庙前哭求降雨。他想起利玛窦曾说过“西洋有番薯，耐旱易活”，便托人从吕宋（菲律宾）带回薯种，在自家菜园试种。秋分时挖出来的番薯，块根足有孩童手臂粗，他让家人煮熟分给乡邻，笑着说：“这东西荒年能救性命。”后来他把种植方法写进《农政全书》，特意加了幅插图，画着农人弯腰挖薯的模样，旁边注着“一亩可收数千斤”。

 天启七年，辽东战事吃紧，后金军队用红衣大炮轰开宁远城。徐光启在奏折里痛陈：“我朝兵器钝劣，非学西洋之法不可。”他力主让汤若望监造火炮，在京郊的兵工厂里，他亲自盯着工匠熔铁铸炮，手上磨出了厚茧。有次炮管试射时炸了膛，保守派趁机弹劾“夷器误国”，徐光启却捧着炸碎的炮片上疏：“败者，非器之过，乃工艺不精也。若能精益求精，必成利器。”崇祯帝被他说动，下旨设“西洋火器营”，让汤若望训练士兵。

 最能体现他“会通超胜”理念的，是《农政全书》的编纂。这部书里，既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的传统农法，也有他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泰西水法”——比如用螺旋泵引水灌田。他还特意加了“除蝗疏”，把《诗经》里“去其螟螣”的记载，与西洋的“蝗卵辨识法”对照，说：“古法与新术，皆为除害，何必分中西？”

 崇祯六年，《崇祯历书》终于编成。这部凝聚了徐光启与传教士心血的巨着，共137卷，既有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既用西洋的三角学计算星轨，也沿用了“浑天仪”的名称。徐光启在序言里写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则刍荛可采，会通则异同不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