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红楼问世传天下(第2页)

 乾隆朝文字狱之酷，远超康雍。吕留良案（见第三十四章）后，“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成了文人常态。曹雪芹却偏要“借儿女之真情，发政治之感慨”，其勇气可想而知。他将官场腐败藏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将家族内斗隐于“抄检大观园”，将礼教虚伪写进“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字字皆有深意，却又“假语村言”，让人抓不住把柄。

 这种“藏”与“露”的平衡，成就了《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正如戚蓼生（清代官员，《红楼梦》早期评点者）在序中所言：“吾闻绛树（古代传说中的善歌女子）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即菊花）二牍，一咏史，一抒怀。其声其情，读者静言思之，俱可通也。”

 《红楼梦》之所以不朽，在于它以一家写天下，以人情映世情。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串联起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铺开了一幅乾隆盛世下的社会全景图。

 在政治维度，它揭露了官僚体系的腐朽。贾雨村靠贾府势力复官，明知甄英莲（香菱）是恩人之女，却为讨好“四大家族”而“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第四回）。这种“护官符”现象，正是乾隆朝官场“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缩影。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曾奏报：“地方官往往瞻顾情面，畏避权势，以致案件拖延，冤屈难伸。”（《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一）与书中描写如出一辙。

 在社会层面，它展现了阶级压迫的残酷。金陵十二钗中，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最终被诬陷逐出贾府，含恨而死；香菱被拐卖为妾，受尽折磨，“平生遭际实堪伤”。这些丫鬟的命运，映照着清代奴婢制度的黑暗。据《大清律例》，奴婢“身家系于主家”，主人可随意买卖、责罚，甚至“过失杀奴婢，勿论”。曹雪芹对她们的同情，远超同时代文人的局限。

 更深刻的是对人性的洞察。薛宝钗深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规范，却在诗社中展露才华；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却也有“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正如王希廉（清代红学家）所言：“《红楼梦》写人，无一正派，无一反派，皆不过是平常人耳。”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让百年后的读者仍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名为《石头记》，每部售价数十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京城士大夫家中多有传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