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白莲教起川陕乱(第2页)

 然而，地方官吏借“查教”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州县吏役，乘查拿教匪，肆行掳掠，良民稍有赀财者，莫不遭其荼毒”（魏源《圣武记》）。在湖北襄阳，官员宣称“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百姓若不缴纳“赎罪银”，便被指为教匪，轻则鞭笞，重则斩首。有记载称，某县官吏“将无辜百姓数千人指为教匪，尽行屠戮，家产抄没”（《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这种“官逼民反”的局面，让白莲教的号召愈发有力。齐林之妻王聪儿（后成为起义军核心领袖）曾痛斥：“吾辈本无反意，奈官吏步步紧逼，不反亦死，反亦死，不如拼死以求一线生机！”嘉庆元年正月，齐林因密谋起义事泄被杀，王聪儿遂与姚之富在襄阳黄龙珰（dang）举事，“旬日之间，聚众数万”，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

 王聪儿起义后，川陕楚各地教徒纷纷响应，形成燎原之势。湖北境内，张正谟在长阳起义，林之华在来凤举事；四川境内，徐天德在达州起义，冷天禄在东乡（今宣汉）响应；陕西境内，冯得仕在安康起义，龙绍周在紫阳起事。各路义军以布为号，故称“白号军”“蓝号军”“黄号军”等，彼此呼应，声势浩大。

 起义军初期采取流动作战策略，利用大巴山区的险峻地形与清军周旋。他们“忽分忽合，忽南忽北”，时而奇袭州县，时而潜伏山林。王聪儿与姚之富率领的襄阳义军最为精锐，曾转战湖北、河南、陕西三省，“日行数百里，清军疲于奔命”。嘉庆二年（1797年），他们一度逼近西安，吓得清廷急调京营八旗驰援。

 义军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流民，也有破产手工业者、矿工，甚至部分被裁汰的绿营兵。他们提出“兴汉灭满”“杀官放粮”的口号，每到一地，便“焚署劫狱，开仓济贫”，得到底层民众广泛支持。据记载，陕西某县义军“所过之处，百姓壶浆以迎，青年多从军者”（《秦疆治略》）。

 面对起义浪潮，清廷起初并不重视，认为“乌合之众，不难扑灭”。乾隆帝虽已禅位为太上皇，仍掌控实权，命陕甘总督宜绵、湖广总督毕沅等率军镇压。但清军此时早已腐朽不堪：八旗兵“耽于安逸，疏于训练”，绿营兵“克扣军饷，畏战避战”，将领多“虚报战功，克扣粮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