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史大甩卖一路逆风的80后

第37章 鸦片战争烽火燃(第2页)

 1840年7月4日,英军抵达浙江定海(今舟山群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城头,看到的是“巨舰蔽海,炮口森然”的景象,而城内仅有清军800余人,大炮10余门,且多为锈蚀的旧炮。英军派翻译递交照会,要求“交出定海县城,否则开炮轰击”。姚怀祥怒斥:“天朝领土,岂容尔等觊觎!”(《定海厅志》)

 7月5日凌晨,英军发起进攻。“威里士厘号”等四艘战舰同时开火,定海炮台的清军火炮射程不及英舰,很快被摧毁。清军士兵虽奋勇还击,但“鸟铳射程不过百米,弓箭难以穿透英夷铠甲”,不到半天,城墙被炸开缺口,英军陆战队登陆。姚怀祥率军民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投水自尽。典史全福、总兵张朝发战死,定海县城陷落——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丢失的第一座县城。

 英军占领定海后,犯下累累暴行:“焚掠官署民居,奸淫妇女,抢走粮食财物”(《中西纪事》),还强迫居民“缴纳人头税”,否则“格杀勿论”。不到一个月,定海城内“尸横遍野,瘟疫蔓延”,原本繁华的县城沦为人间地狱。英国传教士马儒翰在日记中记载:“士兵们的抢掠毫无节制,这让我为英国的声誉感到羞耻。”

 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终于意识到“英夷并非小股海盗”,立即下令“调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兵力,收复定海”,并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查办。但此时的清军战斗力已经很弱:调往浙江的福建水师“战船多为朽木,士兵未经训练”;江苏巡抚裕谦虽主战,却因“无可用之兵,无趁手之炮”而束手束脚。清廷的被动应对,让英军得以在定海站稳脚跟。

 英军在定海休整后,继续北上。1840年8月,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直逼京畿。道光帝慌了手脚,他担心“英夷攻至北京”,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与英夷交涉,探明来意”。

 琦善是典型的“妥协派”,他在与义律会面时,将战争责任全推给林则徐:“林钦差禁烟操之过急,冒犯贵国,朝廷已已知晓,定会查办。”(《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三)他还私下承诺“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朝廷将重审鸦片案,赔偿损失”。义律见琦善态度软弱,便抛出《巴麦尊照会》,提出割地、赔款、通商等要求,声称“若不答应,便炮轰天津”。

 琦善将照会呈送道光帝,却故意淡化“割地”等苛刻条款,只说“英夷不满林则徐,求朝廷昭雪”。道光帝本就急于平息战事,竟信以为真,下旨斥责林则徐“措置失当,轻启边衅”,命其“交部严加议处”,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同时,道光帝谕令英军“迅速南返,听候办理”,幻想通过妥协换取和平。

 这种“战而后和”的摇摆,暴露了清廷的昏聩。林则徐在被革职前,仍上书力谏:“英夷贪得无厌,妥协只会助长其气焰,唯有战守方能保全疆土。”(《林则徐集·奏稿》)但道光帝已听不进忠言,他在谕旨中写道:“朕以仁治天下,岂容穷兵黩武?若英夷能悔罪,自当宽大处理。”这种对殖民侵略的认知匮乏,让清廷在战争初期便陷入被动。

 1840年11月,琦善抵达广州。他一到任便全盘否定林则徐的防御措施:下令遣散水勇,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铁链,裁减炮台守军,甚至将虎门炮台的部分大炮调往内地。他对属下说:“英夷船坚炮利,不可与战,唯有安抚方能了事。”(《夷氛闻记》)

 义律见琦善撤防,立即撕毁“南返谈判”的承诺,于1841年1月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守将陈连升(土家族)率600余名士兵抵抗,他的儿子陈长鹏战死,自己“身被数十创,仍挥刀杀敌”,最终力竭牺牲(《清史稿·陈连升传》)。英军攻占炮台后,将清军尸体“剁成肉泥,填入炮口”,其残忍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