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金田起义建天国(第3页)

 七月，西王萧朝贵率精兵奇袭长沙，在城南妙高峰督战时“中炮重伤，不治而亡”。萧朝贵骁勇善战，又是“天兄代言人”，他的死进一步削弱了洪秀全的权力基础，使杨秀清得以完全掌控军权。

 虽然接连失去两位核心王爵，太平军却并未溃散。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稳定军心：“南王、西王归天，乃天父召之护驾，何悲之有？汝等当奋勇杀妖，勿负天恩！”（《贼情汇纂》）他调整战略，放弃强攻长沙，转而“乘虚北上”，连克岳州、汉阳，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占领武昌。

 武昌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太平军入城后“开仓放粮，赈济贫民”，民众“携家从军者，日以千计”，兵力迅速膨胀至50万（包括家属）。在这里，太平军“造战船千艘，编水师营”，为顺江而下夺取南京奠定了基础。

 从金田起义到占领武昌，短短两年间，太平军从一支万余人的农民武装，发展为雄踞长江中游的强大力量，其崛起的原因值得深思：

 信仰的凝聚力是首要因素。拜上帝教的“天父天兄”体系，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精神寄托和行动合法性。在“诛妖”的旗帜下，信徒“视死如归，战则争先”，正如《贼情汇纂》所记：“每战，必呼‘天父助我’，虽刀斧在前，无所畏惧。”

 灵活的战略战术功不可没。杨秀清“审时度势，避实击虚”，从广西转战湖南、湖北，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太平军“善用间谍，知彼虚实”，甚至有记载称“武昌城内书生为内应，开城门迎太平军”（《武汉通史》）。

 民心向背尤为关键。清廷腐败，“官兵所至，抢掠甚于盗贼”，而太平军“秋毫无犯，开仓济贫”，形成鲜明对比。在湖南，有民谣唱道：“百姓怕官如怕虎，官怕长毛（太平军）如怕狼；长毛来了不纳粮，官来了家破人亡。”（《湖南地方志》）这种民心的倾斜，使太平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补给。

 当然，早期的太平天国也存在明显局限：宗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矛盾初现，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暗流涌动；政策执行中的空想色彩（如绝对平均主义）难以持久；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毁孔庙、烧典籍）也引发士绅阶层的反感。但在1853年初，这些问题尚未暴露，太平军正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兵锋直指江南的核心——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