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两宫垂帘同治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紫禁城养心殿的明黄色幔帐缓缓落下，将御座后的区域与外廷隔开。年仅6岁的载淳身着龙袍，端坐在御座之上，神色懵懂地望着阶下叩拜的文武百官。帐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并肩而坐，透过帘隙审视着这场属于新帝的登基大典。随着“万岁”声浪响彻大殿，“同治”纪元正式开启，而“两宫垂帘听政”也由此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载淳作为咸丰帝奕詝的独子，他自出生起便被默认为皇储——咸丰六年（1856年），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诞下此子，咸丰帝喜不自胜，不仅晋封其为贵妃，更在御书房亲书“万年吉庆”四字悬于产房外（《清稗类钞·宫闱类》）。这种独一无二的嫡子身份，让他在咸丰帝驾崩后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继位阻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前，御笔朱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将“御赏”“同道堂”二印作为权力信物，奠定了幼主与太后共治的法理基础。即便肃顺等顾命大臣曾试图以“祖制无太后垂帘”为由架空两宫，也始终无法撼动载淳的正统地位。正如《清史稿·穆宗本纪》所载：“帝冲龄践阼，母后摄政，盖有天定焉。”

 辛酉政变后，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被废除，新帝年号“同治”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欣共同议定。这一年号看似平淡，实则蕴含深意：既可解读为“两宫太后共同治理”，亦可理解为“太后与皇帝同治天下”，更暗含“君臣同治”的期许，巧妙平衡了各方权力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