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两宫垂帘同治继(第2页)

 慈禧太后对这一年号的推行尤为上心。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一，她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特别强调：“‘同治’二字，取同心同德、共济时艰之意。内外臣工，当体此心。”这番话既是对朝臣的告诫，也是对自身权力的宣示——在“同治”的名义下，她得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朝政。

 养心殿东暖阁是垂帘听政的固定场所。据《清会典事例》记载，殿内陈设为：御座居中，铺黄缎坐垫；座后悬挂黄幔，高约丈余，宽数尺，将内外隔开；慈安与慈禧分坐幔后左右，前者居左（东），后者居右（西），与传统“左为尊”的礼制一致；小皇帝则由太监引至御座就坐，面对奏事大臣。

 听政流程严格而繁琐：每日卯时（清晨5-7点），军机大臣、各部堂官按品级排列于殿外等候；传召后，大臣至御座前跪奏，先叩拜皇帝，再转向幔后叩拜太后；奏事时需高声朗读奏折，重要事项需逐条解释；太后通过帘内太监传话，或直接发问，大臣跪着回应；最终决策以皇帝名义颁布，需加盖“御赏”“同道堂”二印方为有效。

 这种模式下，年幼的载淳是象征性存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小皇帝常坐不住，有时会伸手去抓帘外的奏折，太后便在帘后轻声呵斥，他便立刻缩回手，茫然地望着大臣。”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两宫手中，其中慈禧因熟悉政务、思路清晰，逐渐成为决策的主导者，慈安则更多扮演“平衡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