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大宋外交部(第2页)

 这样的性子，用在庙堂治政上，未必合规矩； 

 可一旦放到对外场合，却是先天的好材料。 

 因为在那种场合，不是论资排辈、空说八股，而是要斗心眼、绕弯子、拖时间、探虚实。 

 而大宋的外交，向来是一盘烂账，并非由礼部一统办理，而是一个由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复杂体系，各方权力交错，彼此掣肘。¨3￠8+k+a·n+s\h·u′.*n!e\t- 

 作为大宋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不仅掌握着军事调度的权柄，也首接介入重大外交决策，承担着对外的军事外交职能。 

 从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到宋金密谋的“海上之盟”，这些改变局势的重大谈判都由枢密院主导。 

 与辽、金之间的边境划界、停战协定、边防事务，更是枢密院首接出面负责的范畴。 

 除此之外，兵部亦在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不仅配合枢密院处理边境的军事协调，还掌管着与对境贸易相关的榷场事务、边境官员的互访，以及通过军事部署达成外交威慑等工作。 

 权力分散带来的后果极为明显，每逢重大外交事件，必需多衙门之间反复磋商。 

 一旦涉及各方利益与主张的冲突，便难以迅速定策，往往在犹豫与推诿之间错失良机。 

 更棘手的是，“礼仪之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宋代外交史。 

 靖康之变前，大宋朝廷围绕“是否联金灭辽”爆发争论： 

 枢密院主张在辽金战争时抓住时机，趁势收复燕云； 

 而礼部则坚持，宋金结盟可以，但必须先就宋、金之间的国书称谓达成一致，否则有失体面； 

 中书省则踟蹰不决。 

 这种三方僵持足足耗了半年，多次的议会只是反复争辩名分与利益孰先孰后。 

 结果与金国结盟仓促，军事准备不足，为金军南下、靖康之变埋下隐患。 

 类似的矛盾还屡屡重演。 

 宋辽之间，曾多次因“国书称谓”发生龃龉，辽称宋为“南朝”，宋称辽为“北朝”，礼部坚持必须改为“辽国”与“大宋”，连边境贸易都因这种名分之争多次中断。 

 枢密院虽然倾向于“暂置礼仪之争，以保障边境安稳”，但在礼部坚守“祖制”的压力下，无计可施。 

 于是，礼仪外交与军事务实之间的冲突，不断消耗着宋廷对外博弈的效率与耐力。 

 雪上加霜的是，大宋还缺乏专职的外交使节体系。 

 历次遣使，多是临时差派官员兼任，使节的专业性与经验往往不足，甚至在一些关键场合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