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第2页)
他到鲁国征召儒生，有两生斥其“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叔孙通笑其“鄙儒，不知时变”，最终征召三十人，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出新的朝仪。
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种“与时变化，因时制宜”的礼乐革新，正是齐国精神对鲁国传统的有益改造。
唐代的魏征，堪称“齐变至鲁”的典范。他出身河北巨鹿（古齐地），性格务实，却深通儒家礼乐。辅佐唐太宗时，既劝其“薄赋敛，轻租税”以富民（齐之务实），贞观元年，关中大旱，魏征建议“遣使赈恤，申理冤屈，除苛酷之法”，太宗从之，“民赖其利”。
又谏其“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以修德（鲁之礼乐），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提出“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将功利目标与道德修养结合。太宗正是吸收这种思想，开创贞观之治，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局面，印证了“齐变至鲁”的可行性。
三、鲁变至道：礼乐传统的革新与升华
鲁国的变革关键在于打破僵化的礼乐形式，注入“道”的精神内核——即“仁”为核心、“礼”为形式、“德”为根基的治理境界。孔子在鲁国的实践，已显露这种革新的曙光。他任中都宰时，“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将礼乐具体化、生活化。
规定“六十者异食，五十者异饮，六十宿肉，五十宿粮，六十以上与肉，五十以上与粱”，根据年龄提供不同饮食；“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规范日常行为。一年后，“四方皆则之”，鲁定公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答：“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任大司寇时，“堕三都”以强公室，叔孙氏堕郈，季孙氏堕费，孟孙氏守成，定公围成弗克，最终因三桓反对而失败，可见鲁国传统的顽固。但孔子并未气馁，转而致力于教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将礼乐教化从朝堂推向民间。
孔子晚年删订《春秋》，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他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通过褒贬史事，赋予礼乐新的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强调礼的本质是敬，乐的本质是和，而非外在形式。
《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不称“兄”而称“郑伯”，讥其失教；书“天王狩于河阳”，实乃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讳言以存周礼。这种“微言大义”，正是对僵化礼乐的革新——礼不在形式，而在人心。这种“礼之本”的思想，为鲁国的变革指明方向：礼乐不应是束缚，而应是“道”的载体。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为“鲁变至道”提供理论支撑。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将“道”归结为“仁”。针对鲁国“礼不下庶人”的弊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将贵族礼仪推广为全民道德。
他见梁惠王时，直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批判功利主义的危害；却也不废实务，主张“深耕易耨”“省刑罚，薄税敛”，“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将礼乐教化与民生改善结合，这正是“鲁变至道”的路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本。
荀子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鲁变至道”。他认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强调“道”的实践性。针对鲁国礼仪僵化的问题，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礼仪的根基回归天地、先祖、君师，去除形式化的繁文缛节。
他主张“化性起伪”，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过礼乐教化改造人性之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涂之人可以为禹”，普通人通过“学至乎礼而止矣”的修养，皆可达到“禹”的境界，为普通人通过修身达“道”提供可能，这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
汉代的董仲舒，融合齐鲁思想，构建“天人三策”，使“鲁变至道”在制度层面落地。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道”神圣化；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鲁国的礼乐为核心，吸收齐国的刑名之学，形成“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
他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解决民生问题（齐之务实）；又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规范社会秩序（鲁之礼乐）。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正是“道”的实践形态。元光元年，武帝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被武帝采纳，开启了儒学独尊的时代。
宋代的二程与朱熹，进一步深化“鲁变至道”的内涵。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将“道”归结为“天理”；朱熹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达于“道”。
针对宋代礼制松弛的问题，他们编订《家礼》《近思录》，将礼乐普及到民间，“冠婚丧祭”皆有规范。《家礼》简化了古礼程序，如冠礼“三加”改为“一加”，婚礼“六礼”并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更易操作。却反对“徒诵其言而不行其事”，主张“知行合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种对礼乐的生活化、实践化改造，正是“鲁变至道”的延续。
四、道的内涵：从治国理想到生命境界
孔子所言的“道”，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治国理想与生命境界的统一。在治国层面，“道”表现为“为政以德”的仁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养。这种“道”的内涵，在齐鲁文化的融合中逐渐清晰。
“道”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齐国的管仲虽非儒家，却因“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功绩，被孔子称为“如其仁，如其仁”；鲁国的子产“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孔子赞其“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的实践体现在“爱人”，孔子在回答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超越了齐鲁界限，成为“道”的核心。
“道”的载体是“礼”，但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齐国的晏婴居“近市”的陋巷，“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却在祭祀时“礼成于前”，祭品虽简，心意却诚，体现礼的本质；鲁国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对“道”的坚守超越物质形式的例证。
孔子评价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礼的精神而非形式。有一次，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他重视的不是羊本身，而是礼所承载的敬畏之心。
“道”的实现需“和而不同”。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百家，儒、墨、道、法同台辩论，却能“各尽其长”。淳于髡善辩，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与？”难孟子，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展现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鲁国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固执己见，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子入太庙，每事问”，展现开放的“道”。这种包容性，使“道”避免僵化，保持活力。
“道”的终极目标是“大同”。《礼记?礼运》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正是齐国的富民与鲁国的礼乐共同指向的“道”。
历史上，凡接近“道”的时代，必是齐鲁之长融合的时代。文景之治，既“与民休息”（齐之务实），文帝“除田之租税”，景帝“令田半租”，又“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鲁之教化），终成“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贞观之治，既“轻徭薄赋”（齐），“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又“制礼作乐”（鲁），编订《贞观礼》《贞观律》，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治世。这些例证，印证了“齐变至鲁，鲁变至道”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