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博文约礼：不畔之道(第2页)
宋代的司马光，以《家范》将“约之以礼”引入家庭伦理。他认为“治家者，治天下之始也”，在书中详细规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礼仪：“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子弟当洒扫应对，进退恭谨”“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司马光自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在洛阳居住时“园圃卑小，屋室简陋”，却严格要求家人遵循礼仪，其子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正是“约之以礼”的家风传承。
明代的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将“约之以礼”普及到民间。正德十三年，他在南赣（今江西南部）颁布《南赣乡约》，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善者，书于籍，扬其名；过者，婉劝之，不改则告于官”。乡约内容涵盖“孝父母，敬长上，和乡里，教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将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规范。王阳明的“约礼”，不是外在强制，而是“自相约戒，共成仁厚之俗”的自觉，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约之以礼”正是破“心中贼”的利器。
清代的曾国藩，以日记记录“约之以礼”的修身过程。他曾在日记中反省“晏起，心不静，由于心乱”，以“礼”的“时”约束自己；“见人多言笑，不严毅，非敬也”，以“礼”的“敬”提醒自己；“食色之欲，累心如此”，以“礼”的“节”克制自己。曾国藩的“约礼”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每日三省吾身”的持续努力——他将《朱子家训》《五种遗规》置于案头，遇事便对照检查，最终形成“日课十二条”，包括“主敬”“静坐”“读书不二”等，使“约之以礼”成为日常习惯。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约之以礼”是君子行为的边界——没有礼的约束，博学可能沦为炫耀的资本；没有礼的引导，知识可能走向邪路。正如孔子所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作用，在于让各种品德各安其位，不逾边界。
三、博文与约礼：相辅相成的辩证之道
“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并非割裂的两面，而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博学是基础，为礼提供认知前提；礼是约束，为博学指明方向。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将博学与笃志（约礼的表现）结合；荀子则更明确提出“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博学的最终归宿是礼。这种辩证关系，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始终。
战国时期的荀子，系统阐述了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在《劝学》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是“知明”的前提，“参省”（约礼）是“行无过”的保障。荀子强调“学莫便乎近其人”，即向良师学习，而良师的标准是“既知且仁”——既博学又守礼。他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说明“博学”如琢玉，“约礼”如成型，缺一不可。在《礼论》中，荀子进一步指出“礼者，人道之极也”，博学的最终目的是“出于礼，入于刑”，通过礼的约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融合博文与约礼。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要求士人“博学于文”——研习六经，又强调“约之以礼”——遵循“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道”的载体是“文”（六经），“道”的落实是“礼”（纲常）。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统一于“王道”理想。
宋代的朱熹，以“格物致知”与“存理灭欲”阐释博文与约礼。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博学于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存理灭欲”是“约之以礼”——“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既广采汉唐注疏（博学），又以“理”统摄（约礼），形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路径，其中“笃行”便是“约之以礼”的实践。
明代的王夫之，以“知行合一”深化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反对“离行以为知”的空谈，主张“博学于文”必须“行焉而后知其艰”；也反对“离知以为行”的盲动，强调“约之以礼”需以“知”为指导。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认为“博学”是“行”的基础，“约礼”是“行”的规范。他举例：“学射者，张弓引矢，而中者鲜；及其久也，手目相得，而矢无虚发。”“张弓引矢”如“博学”，“手目相得”如“约礼”，二者结合方能“矢无虚发”。
近代的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博学）与“美育代宗教”（约礼），展现现代教育中博文与约礼的融合。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不同学派学者，体现“博学于文”的包容；又设立美育课程，以艺术熏陶代替宗教束缚，实现“约之以礼”的现代转化。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博学”是培养人格的知识基础，“约礼”是塑造人格的道德规范，二者共同服务于“健全之人格”的培养。
这些思想大家的实践表明：“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博学的礼，是僵化的教条；没有礼约束的博学，是危险的放纵。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博学）与“质”（礼的本质）平衡，方能成为君子。
四、弗畔之道：不偏离正轨的人生智慧
“亦可以弗畔矣夫”的“畔”，即背离正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终极目标，是使君子在复杂世事中不偏离仁道、不违背良知。历史上，凡能做到二者结合者，皆能在诱惑面前坚守本心，在困境之中不改其志。
春秋时期的子产，“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成为“弗畔”的典范。他治理郑国时，既“作封洫”（改革土地制度）、“铸刑书”（公布法律），展现广博的政治智慧（博学）；又“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体现以民为本的礼道（约礼）。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将“博学”的治理手段与“约礼”的道德追求结合，孔子评价“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弗畔”的写照。
汉代的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以“博学于文”（对《春秋》“忠君”之道的理解）与“约之以礼”（持汉节不失）坚守正道，不畔国家。匈奴单于派李陵劝降：“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苏武答：“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这种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基于对“君臣之义”的深刻理解（博学）和对“忠君爱国”礼仪的坚守（约礼）。苏武最终归汉，“须发尽白，节旄尽落”，却始终未背离汉家正道，堪称“弗畔”的楷模。
唐代的颜真卿，以书法与气节展现“弗畔”之道。他“博学于文”，书法融合篆隶楷行，创“颜体”，其《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更“约之以礼”，安史之乱中，他率义军抵抗，其兄颜杲卿、侄颜季明殉国，他写下“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愤；李希烈叛乱时，他被胁迫却“坚贞不屈”，最终遇害。颜真卿的“弗畔”，在于他将“文”的修养与“礼”的气节融为一体，正如其书法“大气磅礴，刚正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