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旻宁继位号道光(第2页)

 道光帝继位时，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败。他在登基诏书中坦言：“国家承平百余年，积弊渐生，民生多艰，朕当以实心行实政，力挽颓风。”（《清宣宗实录》卷二）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乾隆朝后期的奢靡挥霍与嘉庆朝的战乱（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耗空了国库。嘉庆末年，户部存银仅两千余万两，不及乾隆中期的十分之一。而河工、漕运、赈灾等常年支出却有增无减，道光帝不得不下令“宫中用度削减三成”，甚至停用热河避暑山庄的修缮工程，“以节糜费”（《清会典事例》）。

 尽管嘉庆帝诛杀和珅、整顿吏治，但“贪墨之风”并未根治。地方官员“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遇灾荒则虚报灾情，侵吞赈款”（魏源《圣武记》）。道光初年，漕运官员“每石漕粮加收‘浮费’三两，民不堪命”，而京官则盛行“冰敬”“炭敬”（官场行贿的雅称），连林则徐都在书信中感叹：“官场陋习，如痼疾难医。”

 当时人口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多增长到道光初年的近四亿，但耕地增长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加上灾荒频发（道光元年至十年，黄河决口七次，南方水旱不断），流民数量激增。

 更隐蔽却致命的危机，是鸦片流毒的蔓延。自乾隆末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十三行向中国走私鸦片，至道光初年，每年输入量已达数千箱。鸦片不仅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每年约数百万两），更严重损害国民身心健康，“上至官僚缙绅，下至贩夫走卒，吸食者日众，国力渐衰”（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道光帝继位之初，确有革新之志。他以“咸与维新”为口号，推出一系列举措：

 整顿吏治是首要任务。他将嘉庆朝因“旷职”被革职的官员一律起复，要求“各衙门清厘积案，不得推诿”；严惩贪腐，道光二年（1822年），查处漕运总督蒋攸铦“纵容下属勒索”案，将其降职，震动朝野。他还亲自召见地方官员，告诫“尔等当思百姓不易，勿负朕望”（《清宣宗实录》卷十五）。

 节俭风气的倡导最为人称道。道光帝以身作则，“御膳每日不过四菜，龙袍破了则缝补后再穿”，甚至规定“宫中不得使用锦绣，禁用金银器皿”。他还下令裁撤内务府冗余人员，削减各省贡品，“岁省数十万两”。但这种节俭有时流于形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为皇后举办葬礼，仍耗费白银二十万两，民间讽刺：“皇帝补衣，百姓剥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