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鸦片流毒渐深广(第2页)

 道光初年，鸦片走私突破广州一隅，向北扩展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福建厦门成为第二大走私中心，英商与当地“海盗船”勾结，“夜间卸货，黎明即散”；浙江宁波则有“红毛馆”（英国商馆）暗中交易，“每箱鸦片售价洋银八百元，利润高达十倍”（夏燮《中西纪事》）。至道光十年（1830年），鸦片已通过内河航运深入内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均出现烟馆。除英商外，中国的“烟贩”扮演了关键角色，如广州的伍秉鉴（十三行首领）、福建的叶恒澍等，他们“资本雄厚，联络官匪，操纵市场”；沿海渔民、船工为利所诱，成为运输工具；甚至八旗子弟、绿营士兵也参与其中，“以巡逻为名，护送鸦片船，分得赃款”。这种“官商勾结、军民参与”的局面，使禁烟令形同虚设。

 鸦片的泛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其危害之深，远超一般毒品。

 道光元年至十八年（1821—1838年），中国外流白银约达一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白银短缺导致“银贵钱贱”——道光初年，一两白银可兑换铜钱一千文，至道光十八年，竟达一千六百文。农民缴纳赋税需以铜钱折白银，实际负担增加六成，“昔日卖粮一石可完税，今需两石，民不聊生”（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户部尚书王鼎在奏折中哀叹：“国库空虚，河工、军饷皆无着落，皆因鸦片之故。”

 国民身心健康更是饱受摧残。鸦片吸食者“初则精神焕发，继则萎靡不振，久而久之，形容枯槁，形同鬼魅”。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年间全国吸食者超过二百万，“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甚至尼姑、妓女，不乏其人”。京城烟馆“十步一哨，五步一岗”，广州“大烟馆张灯结彩，如同酒楼”，苏州“富家子弟聚于烟馆，昼夜不休，耗尽家产”。更严重的是，鸦片成瘾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丧失劳动能力”，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军队战斗力也被大幅度削弱。绿营士兵“十之三四吸食鸦片”，八旗子弟更是“以抽大烟为时髦，弓马废弛，军械锈蚀”。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提督杨芳奏报：“所辖士兵，半数沉溺烟瘾，操演时昏昏欲睡，临阵则望风而逃。”（《筹办夷务始末》）广东水师“名为缉私，实则与烟贩勾结，分赃自肥”，连林则徐也承认：“沿海军队，已无可用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