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南京条约订国耻(第3页)

 领土主权的丧失首当其冲。香港岛被永久割让给英国，成为其在远东的殖民据点。英国通过香港控制了珠江口，为后续扩大侵略提供了基地。道光帝直到签约后才得知“割让香港”，气得吐血，却已无力回天。

 巨额赔款加剧了民生危机。2100万银元（约合白银1470万两）相当于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廷不得不通过“加征赋税”转嫁负担，“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起义渐起”（《清通鉴》）。

 五口通商打开了中国市场。广州、厦门等五口成为通商口岸，英国货物（尤其是棉纺织品）大量涌入，冲击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如江南纺织业“纱锭停转，机户破产”），中国开始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不平等特权破坏了中国主权。“协定关税”使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无法保护本国产业；“领事裁判权”践踏了中国司法主权，英国人在华可肆意违法而不受制裁；“片面最惠国待遇”（后续补充条款）则为其他列强攫取特权提供了依据。

 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开端，中国社会开始从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

 《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后，朝野震动，反应却各不相同：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痛斥“战和不定，文武皆误”，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之法；林则徐在流放伊犁途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仍心系海防；姚莹在台湾组织抗英后，着《康輶纪行》，呼吁“知己知彼，方能御侮”。这些思想虽未形成主流，却标志着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广州民众自发张贴告示：“不与英夷交易，不卖给粮食”，甚至“夜间袭扰英商馆”；江浙一带的“反夷会”提出“杀尽英夷，夺回失地”。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感，成为后来反侵略斗争的基础。

 清廷的麻木却令人痛心。道光帝在签约后“罢朝三日”，但很快恢复了“天朝上国”的虚骄，认为“英夷不过求通商，已安抚了事”；耆英、伊里布等主和派因“促成和议”被加官晋爵，反而成为“功臣”。整个统治集团仍未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更未推行任何改革，错失了觉醒的机会，只能一步步走向灭亡，同时把中华民族拖入了长达百年的苦难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