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雪夜怪谈：1983年大兴安岭“冻尸还魂”》

 1983年12月，大兴安岭深处的西林吉林业局迎来了百年不遇的“大烟炮”。-m￠a-n′k?a.n?s?h-u^.`c/o,m′风雪卷着冰碴子砸在木屋窗棂上，像无数细碎的牙齿啃噬着玻璃。这天傍晚，贮木场临时工王福贵跌跌撞撞冲进场部，他的狗皮帽子上挂满冰棱，嘴唇冻得发紫，哆哆嗦嗦掏出一张揉皱的纸条——那是三天前进山采伐的李建国班组留下的最后消息，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别找了”。 

 当时没人意识到，这张纸条将揭开大兴安岭深处一段被雪掩埋的离奇往事。而我，作为刚分配到林业局的大学生干事，阴差阳错成了这段往事的记录者。 

 李建国班组共七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林业工人。12月15日清晨出发时，老班长李建国蹲在雪地里抽烟，眉头拧成疙瘩：“今年的雪邪乎，脚印落下去就像被啥东西舔了似的，半天就没影。” 

 年轻的学徒张建军打趣：“班长，您这是老寒腿犯了，还是怕山里的‘白胡子’呀？”（林区传说中，“白胡子”是雪人的别称） 

 李建国把烟蒂摁在雪地里：“少扯犊子，把家伙什都检查好。记住，天黑前必须到三号楞场，夜里不管听见啥动静，都不准出窝棚。” 

 谁也没料到，这句叮嘱竟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按计划，采伐队应在12月18日返回。但首到19日中午，雪停风住，也不见人影。场长赵卫东急了，派王福贵带搜救队进山。 

 “三号楞场的雪没膝深，窝棚是搭起来了，锅里的苞米糊糊还冒着热气，就是人没了。”王福贵后来对我说，“最邪门的是，窝棚外的雪地上，只有进去的脚印，没有出来的。” 

 我跟着技术科的人赶到现场时，窝棚里的景象让我头皮发麻：七副碗筷整齐地摆在木板桌上，煤油灯的灯芯还保持着燃烧到一半的状态，墙角的步枪（用于防范熊瞎子）靠在木柱上，枪栓没动过。·s*h\u!y^o·u¨k¨a\n~.~c`o?m^ 

 “像是突然被抽走了魂。”老林业公安老孙摸着下巴上的胡茬，“但这世上哪有抽魂的事？” 

 就在大家以为是集体失踪时，张建军的未婚妻刘桂香疯了似的跑来，手里攥着半只冻硬的红棉袄袖子——那是张建军出发前她连夜缝的，袖口绣着朵小小的梅花。 

 “在……在鹰嘴崖那边！我看见建军了！”刘桂香的眼睛通红，“他就站在崖边上，脸白得像纸，我喊他，他不理我，风一吹就没影了！” 

 我们跟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鹰嘴崖。崖下是万丈深渊，积雪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老孙突然指着崖边的雪堆：“那儿！” 

 雪地里，赫然躺着一具冻僵的尸体。准确说，是半具——从腰部被齐齐截断，下半身不知所踪。死者穿着红棉袄，袖口的梅花刺绣被血染红了一半。 

 是张建军。 

 张建军的遗体被抬回场部停尸房（其实就是间废弃的仓库，临时用木板隔出来的）。老孙主张立刻上报县里，但赵卫东摆摆手：“等明天吧，今晚风雪又要来了，路不好走。”